复旦培养了我
常、迪:沈老师，在您执教期间，感受着复旦的变化和成长，您自身在各方面有什么体会呢?
沈:我总的感觉是复旦培养了我，我在做教师期间，非常能体会一句话叫“教学相长”。有的时候是学生教你的，不是你教他的，他提问题使你进步，这点我体会最深。学生有时候很怪，会提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其实他这样是对的，他问的没错，我本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说教学相长，我就这么一个体会，很好。
常、迪:那您在复旦待了这么多年，您感觉，复旦之所以为“复旦”，而不同于其他学校，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沈:最重要的，我认为是，至少在我在的那段时间内，复旦对学术很重视。像我们搞理工科的，很重视实验，这点很重要。以前我们学校党委有个叫杨西光的，还有王零，这两个人很厉害的。当时时代的气氛有点“左”的意思，据我所知，他们是顶着上面干的，是软顶，不是硬顶。所以从我入学一直到我退休的时候，复旦的名气一直都很大，这跟领导很有关系。你们可能不知道，杨西光此人非常厉害，他在复旦大概呆了17年，任党委书记，“文革”的时候他没有职务了，“文革”结束后被调到《光明日报》。那时候路线斗争很厉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你们都听说过吧?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就是邓小平的路线了，这是历史的很大的转折点。这篇文章是南大当时搞学术的一个老师写的稿子，杨西光看到后，知道别的报刊不敢登啊，他就把它登出来了。名字改过的，题目原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杨西光加了“唯一”两个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登出来后就改革开放了，所以杨西光蛮厉害的，这个在历史上应该是很大的转折点。否则，那时候是华国锋的时代嘛，总是毛泽东讲的“两个凡是”，就是发表了这篇文章才把它扭转过来。所以我认为，我在复旦的时候，他们两位领导作用很大，复旦学术气氛非常浓厚，相当好。
后来有一次看到电视台有个《纪实》频道，里面就讲过去的历史，讲杨西光发表这篇文章。里面说据杨西光周围的人回忆，当时为什么杨西光敢讲敢做呢，因为他有“后台”，就是胡耀邦啊，否则两报一刊被控制，没有办法在上面发表。所以杨西光脑子很灵，胆子也很大。我认为，复旦的发展跟杨西光、王零很有关系。好像杨西光是1954年从福建调到复旦来的，任党委书记，有十几年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把复旦搞得很好，他对学术研究很重视、很讲究。那时候反对“教授治校”，学校不能由教授来治理，那时候强调党的领导。当然了，杨西光在位，也说明还是党的领导，但是他很重视教授，所以学校就搞得好。我们那个班级出来的人，有些还是相当不错的。我记得我有个同学的理论物理相当优秀，是福建人，家里环境很差，读书的时候很苦，但是这个人的学问绝对好。到统一分配的时候，领导来问问，跟你随便聊聊，看看你有什么想法，当然也不是填志愿。那个时候地区很重要的，到山沟沟里面是不行的，总之要到大城市了。那时候我这个同学就说了，地区无所谓，但是一定要到科学院，因为他要搞理论研究，后来他被分配到北京的科学院。进去后不久，就发表了论文，在学报上发表文章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还连载，更厉害了。所以说我们那时候研究气氛还是很浓的，很喜欢研究。
我大半辈子在复旦度过，长期与复旦的学者、教授们相处，使我养成了生活俭朴、治学严谨、情趣高雅和工作踏实的作风，影响了我一生。
常、迪:老师，我们都知道复旦的物理系人才辈出，您刚才也说当时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那么您认为，是怎样的渊源能够使这样优秀的学术传统得以传承呢?
沈:我认为，第一个原因是院系调整，是这么多优秀的学校聚合在一起的力量。当然聚在一起各方面也避免不了矛盾和利益纷争，但这是另一个问题。还有，就是我讲的，跟杨西光、王零这样的领导也有关系，领导要重视研究。我们那时候一心一意就是在纯粹地搞研究。谢希德先生是搞半导体的，“文革”前我们国家的半导体在国际上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后来“文化大革命”一来，就落后了人家十万八千里，很可惜。假如那时候继续搞下去，应该也还行的。因为科学领域，就像计算机一样，它是二进制，2变4，4变8，8变16，是这样下去的，发展很快的，一拖拖个十年基本上就完了。当我们还是2的时候，人家已经是1024、2048了，差远了，不是差一倍两倍的，是以几何数倍增的，非常可惜。我记得50年代，大概1956年的时候，复旦搞出一台计算机，当然它不是数字机，是模拟机。报纸上登出来了，但是登错了，什么“我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在复旦诞生”，错了，不是电子计算机，而是模拟电子计算机[13]。真正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的时候，跟个房间一样大，做的工作也很简单，速度很慢。
常、迪:沈老师，您刚进复旦的时候没有电子学，后来您任教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对吧?那么电子学是当时物理系的一个方向还是独立的系别?
沈:是这样的，我读书的时候根本没有电子学这个专业。我们到四年级的时候有“专门化”，由学生自己来选择，当时有电子学的专门化，我就选择这个了。当时电子学方面只有两位讲师:赖祖武[14]和何育辽[15]。直到1958年末，才来了一位当时刚回国、解放前留美的侯元庆[16]教授，给我们讲微波技术。当时复旦在电子学方面的力量是很弱的。我毕业以后这个方面的人多了一点，特别是1961年留校的毕业生特别多，电子学这个学科才逐渐形成。先后成立了无线电基础、无线电物理和无线电技术三个教研室。到1962的时候学校成立了无线电系，独立出来了，叫物理三系[17]。老的物理系叫物理一系，核物理是二系，无线电叫物理三系。但是物理三系成立的时间很短，后来又并到物理系去了，成了无线电专业，不成立系了，因为人太少了。当时我记得物理三系的总支书记是李庆云，反正物理三系成立的时间很短。电子工程系是到很晚很晚才有的，一直是属于物理系，是到改革开放以后才独立出来的[18]。
常、迪:老师，您觉得一流大学应该培养怎样的老师?您对当今的大学教育有什么样的期待?
沈:大学的老师，反正也是老师。我认为老师首先要站得高，培养学生要严谨，一步步上去，不能搞丝毫虚浮。扎实一点，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脚踏实地地做出成绩。改革开放归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归搞活经济，大学最主要的还是要好好地研究学问，企业之类的事情还是少参与的好。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有个大学办了八十几个公司，这个就没有意义了。公司不是不能办，但是还要以教学为主，而且这句话放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的。讲到教学，我想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1981年世界银行带我们去考察，当时去德国，德国大学上课很有意思的。它以实验为主，推导公式无所谓。还有一个特点，它的一门课，比方说普通物理，普通物理里面有力学、光学、磁学、声学等，很复杂的。他们这门课，一个学期不是由一个老师来上课，力学请力学研究所的所长来上课，光学请光学研究所的所长或者是技术比较高的人来上课。我们当时跟他们提出质疑，说一直换老师，这能行吗?他们德国人说，这为什么不行啊?因为那些人才是真的懂，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懂。德国就有这么一个特点，非常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