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
宋、李:那叶老师您当年的外语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叶:外语我并不好，但是比起我同辈的还是可以的。外语不好是因为我们那个中学的外语程度不好。到北大以后呢，我自己念了，我不是说去听了卞之琳、朱光潜的一些课吗?所以比起我的同辈们，我的外语还是可以的。但是我是哑巴英语，可以看看，我拿我自己打分，我说英语成绩如果100分计的话，我只有22、23分，为什么这样说呢?口语、笔试各占50分，笔试呢，只能翻译，翻呢只能英翻汉，英我看得懂了，汉语我表达得出来了，汉翻英就不行了，我的英语就拿不出去了，百分之二十五当中的百分之二十二三分，所以我的英语并不好。
宋、李:您的英语在您的同龄人中还是很好的，毕竟没有留学的经历。
叶: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要是二十几岁，准搞个洋博士回来。
宋、李:在你们的家庭里面，出了很多的大学教授，在你们的家庭里面除了读书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教育呢?比如一起看书、讨论时政这样的习惯、家庭风气?
叶:大家庭里就很少了，因为哥哥们都在外头，只有老三寒暑假回来，就是念医学的这个，他跟我是玩得很好，我比他小几岁，他今年92岁，身体还可以。时政?当时国民党的时政有什么好谈的，就是骂骂人啦。
宋、李:在您的求学经历中，哪一个老师对您的影响比较大一点?
叶:当然是教我古文的两个，可惜都已经作古了，一个叫陈璧山，一个翁鹤年[2]，我首先感谢他们。中学时就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怀念的老师了。中学有一个数学老师，叫杨玉生，还有梁达，还有缪瑞莲也很好，缪是教生物的，这些人给我的印象都不错的，书教得好，人品也好。
在大学里头，当时法律系并不是北大的强项，但是也有一些好教师，我觉得最好的是一个姓刘的老师，他是常州人，每天来上课穿一件长袍，开口就说“我向各位报告”，课讲得非常有条理。可惜的就是北京沦陷的时候他没有南下，在北平大学继续教书，这么一来解放后就受到影响了，在学校里没有地位。抗战时留在北京也不能说是污点，人家又不是汉奸，又没有发表过什么反动言论，就是不问政治罢了。我觉得他教得最好，他教我们民法总则还有物权法，都是他教的。还有蔡枢衡[3]，教刑法，这个是名家，他写了不少东西。还有费青[4]，他是教国际法的，教得不错。芮沐[5]呢，解放以后名气很大，到了后来名气很大很大，但我觉得他不怎么样，一般。
解放以后在北大有个好处，就是听了很多报告，这些报告都是由鼎鼎有名的大名人作的，像陈毅、周扬等。还有王明，就是那个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他是全国法制委员会主任，负责起草《婚姻法》，一口气讲了四个小时。他很聪明，古今中外的故事旁征博引，讲的故事我一个也不记得了，他如果当教授的话一定是个好教授，可惜犯了路线错误。
郭沫若也给我们讲过，好些大名人都给我们讲过课，都在民主广场举行。我记得郭沫若很机智，有一次讲到蒋介石的时候他不小心把茶杯敲碎了。他马上就说:“对蒋介石，就要像这样，把他砸烂。”下面的听众纷纷鼓掌。
解放以后法学遇上“新法能否继承旧法”的问题，这是个学术问题。《六法全书》里头《民法》、《商法》里蕴含的阶级性比较少，应该说将旧法加以改造可以继承在新法中。可惜解放后，法律系的一些旧教授没有一个上台主持事务的，都被安排到图书馆里打杂去了。这些人的外语能力都比较好，如果能够好好地改造，一定能有所作为的。
宋、李:在您的老师中，您最欣赏老师身上的哪一种气质?
叶:比较开放的，敢于表达心里话的，能够接近同学的。张志让[6]，解放之初的复旦大学校长，我对这位先生的印象也非常好，不久他调到北京当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他给我们上《宪法》课，上得非常好，他是留英的，有英国绅士的派头。张先生坐着一辆破车来上课，北京的冬天那么冷，教室里供暖不足，但他给我们上课时，总是把大衣脱掉，穿笔挺的西服，挺着冷风给我们上课，直到下课才穿上大衣。
吴恩裕[7]是教政治思想史的，上课时就拿着卡片，看看讲讲，他对时政很有看法，也很能讲。后来我上课时，也不太看讲稿，在家里备好讲稿后，只带大纲去上课。我不喜欢照本宣科的老师，这样的老师过去没有，照着讲稿念的老师在北大没有，在人大有一两个，在华政就太多了。不过，我也不喜欢上课开无轨电车的，特别是给本科生上课，一定要有条理，把最基本的东西浓缩地交给学生，给研究生教课就可以用漫谈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