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行不后悔
赵、刘:院系调整以后，您从财经学院毕业后进入复旦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事实上是从经济领域转到政治领域，这是偶然的机会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曹:你们觉得我是改行了，当时我没有感到改行，没有这个思想，现在回过头来看是改行了，当时只有一个概念，服从组织分配。回到复旦后，把我分配去搞政治课，但是搞什么不知道，不像你们现在分配工作要签合同什么的，当时没有的，我们只有服从组织分配，而且当时如果没有服从组织分配的思想，我可以讲这句话，我就不可能分配到这个岗位。政治课啊，很神圣的，和现在不一样，当时你能被分配讲政治课，说明你的思想觉悟比较高的。所以说当时是服从组织分配，不过回过头总体来看，人总归是有兴趣的，兴趣服从需要，不是需要服从兴趣。我们老的教研室领导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当时是改革开放以后，他问我:你现在感到后悔吗?我说，不后悔。我本来搞经济的，现在经济非常热，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你既然选择了，就不要后悔，后悔没意思的，没有用的。
到了复旦以后，我教的是马列主义基础，这门课的教学当时完全是苏联那一套的，由大纲到教材全是教育部定的，而且讲课也全是定死的，你讲课不能随便讲，讲课内容要经过教研室讨论的，教研室讨论了你才可以讲;备课，也完全是苏联的那一套。这一段时间也不长，从1954年到1956年，1957年就没有了，当时我主要是做助教的辅导工作。因为马列主义基础是一门政治课，我认为它主要是宣传、宣讲，不是一个学术性的课程，是政治课程，主要是介绍苏联经验、介绍马列主义，而且这门课不仅是学校里教，整个社会都在学的。我估计，70岁以上的干部都学过这个《联共布党史》的第九、十、十一章，第九章讲过渡时期，第十章讲工业化，第十一章讲农业机械化，所有干部都学过的，当时全社会都学的。我们中国很大一批干部都是这个东西培养出来的，70岁以上的干部没有一个不经过这个学习的，毛泽东他当时看《联共布党史》看了十六遍。当时这个《联共布党史》对中国影响很深，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这个作为教材，是斯大林亲自编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里面的内容我们未必都同意了，但当时差不多是作为中国工业化、农业化的思想依据，当然后来没有完全按照它做，这一段内容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我想我倒可以对苏联进行研究、对苏联究竟怎么失败的从这些方面来研究，我觉得现在的研究都还没有接触实质的问题。我常说现在很多人是搞苏东研究的，只是从政治、经济的现象来研究，没有从它的思想、制度上来研究。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我认为很多东西是制度上的，这方面研究确实比较少，我也很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当然我并没有研究。
当时的教学对我来说是留下了一笔遗产的，那就是马列主义，就是环绕着当时的课程以及教学读了一些马列著作，《斯大林全集》是读完了，《列宁全集》基本上读完了，“马恩”读了一部分，“马恩”两卷读完了。我买了一套《列宁全集》，当然不是字字都看，基本上重要的都看了，有的地方看得很快，当然没有去研究它，没有时间来得及去研究它。但通过读这些著作，这一段时间，给我打下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培养了看这方面书的兴趣。现在很少有人下工夫去看，当然那个时候确实是读书的时间比较少的，因为运动人生嘛，一搞运动确实也没什么时间，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时间，关键在你自己。相比之下，当时的教学任务不重，比现在轻得多。我上次问系里的老师现在教几门课，他们有的说要教五门课。我说:你们怎么教啊，不要拿讲稿拿错了。上次我到北大去，他们开玩笑说有个老师本来上这门课的，带了另外一门课的教材，课太多了，搞错了。过去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一般只教一门课，你真的想读书还是能读的，就是运动很多。当然读书有人要说你走白专道路，毛主席要批评的，越读越蠢，但主席读书读得最多了。
赵、刘:当时这个马列主义课是必修课吗?学生上得认真吗?
曹:必修课，学生都很认真的，讨论问题也挺热烈的。我认为对很多问题要实事求是地看，现在有很多人眼睛一闭，在那瞎说，我认为不可以的，你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是不好说的，说话要负责任的。当然总的来讲这个教育是苏联模式，是填鸭式的，既不能调动老师的积极性，也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但当时读的这些书还是有用的、有收获的。
赵、刘:运动人生这样一段特殊的经历，对于您今后的人生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曹:我们当时运动很多的，三天两头就下乡、下厂，要劳动。运动年年有，大的运动三六九，两三年会来一次大的，毛主席说七八年一次大的运动，我说不到七八年就又来一次了，所以说我们当时下乡是经常有的事情。不像现在青年人都很舒服的，一人一个办公室，还有空调，我们过去卷起铺盖来，马上就要下乡了，每年都要下两次乡，所以我们有的老师说，铺盖刚刚放下来呢，又要卷起来了。过去下乡都要自己带铺盖的，他们有的老师就打个铺盖卷儿放在那里，说下乡拿上就走了。确实是各种各样的活动很多。
这个我认为也要分析，你说我们搞哲学社会科学的人，读书的时间确实是受影响，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好处，这让我们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比方说现在的人们对农民没有印象的，但我们这一代人的脑子里面对农民印象还是很深的，他们的生活会怎么样，我们可以想象出的。当然现在的农民怎么生活我也想象不出了，过去农民的生活我想象得出，我们过去下乡，有的时候一年，有的时候几个月，有的时候十几天，这当中也锻炼了我们对社会的了解。我认为社会科学脱离对社会的了解也不是好事情。搞哲学社会科学的人，他应该懂得社会，应该了解社会，你看马克思的很多研究都是从观察社会来的，马克思写《资本论》讲到几匹布换几只羊，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你看马尔萨斯说人口越多，生产就跟不上，如果不控制人口就会人口爆炸，他的这些东西也是观察社会得来的。包括凯恩斯他的那些东西，也是观察社会得来的，当然结论是否对那是另一回事。你说结论，那是马克思的结论最对。我看很多书像托克维尔写的《论美国的民主》，他怎么写的呢?他就是观察美国社会啊，而且他同别人不一样，他是从社会底层看上去的，他从美国社会看到美国民主，一个独特的研究方法，他就是通过对美国的调查得来的。他本来去考察美国监狱的，结果美国监狱他没有考察，考察了美国社会，回去几个月就写了美国民主，很了不起，到现在美国人都把它作为一个大学生的教材来读。他的观点是否全部正确呢?不见得，但不可否认里面确实有很多有价值的思想，他写的美国人民的协会精神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就是缺少这种协会精神。他观察得非常仔细，所以他写得出来。
赵、刘:你们当时下乡就是光是干农活、劳动?
曹:是的，平时一般下乡都是这样。1957、1958年的时候我到农村还要参加农村工作，就是“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像“大跃进”，我们都参与进去了，有的时候我们又不懂，跟在后面还起哄，搞得农民好苦。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现在很多人的想法是缺少理性的，不能用现在的想法去设想当时的事情，当然你可以用现在的想法去审视那个事情，我认为这是两回事，否则你用现在的想法去设想过去那个事情，就什么都不可理喻了，你说是不是?一定要回到那个时候的场景!那个时候的想法，我感到运动人生是急需的，基本上是认同的，当时真正敢抵触的人不多，顺着走的人比较多。经过之前批判胡适、唯心主义等一系列思想改造，在那种条件之下，当时知识分子对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不可能怀疑的，认为是必由之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也是当时所认同的，如果你拿现在这个思想去想当时的事情，恐怕你一天都很难生存，你不适应的。我认为当时知识分子是认同的，另外在那种条件下，知识分子自我意识是没有的，不是说你想搞什么、研究什么，自我的东西很少，当时实际上是安排你做什么工作，你就做什么，安分守己，大部分人是这样子。当然是有一部分人在思想上有这个准备，有一部分人他也是无可奈何，你不得不承认，因为用现在的话说那时人才是不可能流通的，现在如果同这个地方关系没搞好，走人，过去你走到哪里去?你走，你就倒霉了，不可能的，一切在计划经济范畴当中的，自我的东西是很少的。
那个年代，人所追求的东西同现在不一样，讲得笼统一点就是政治上追求进步的理想主义者，眼光也是比较小的，充其量能把教学搞好、把岗位工作搞好，就不错了，你还想什么?所以当时真正搞科研的不多的，读点书，把课教好，你想有什么大的计划，不行的。你看我的书大部分都是“文革”以后写的，但这是“文革”以前的积累，是长期以来的积累。我从这个当中也看出一个问题、悟出一个道理，好像是一个鸡要生蛋，你一定让它天天生蛋，到底好不好?我现在想到我们一些青年教师，像他们这个年龄时，我想都不敢想，但现在他们一年一本书，我们那个时候一辈子可能都没想过能出一本书，我看我们有很多老的老师，一辈子也没写一本书，能写几本书的，已经不错了。我想起我那时看材料，说你们历史系的谭其骧先生一辈子也就写了一本书，哪像现在他们，一年几本书。
赵、刘:当时教学的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那么您当时的教学情形是怎样的呢?
曹:我认为教学是老师的天职，任何时候只要是一个有良知的老师，他都会对学生负责，他都会认真教学。刚刚讲的解放前的那个情况，我认为还是有很多好的老师，我发现大部分老师都是好的，反动老师是少的，反动老师他也是好好教学的，过去国民党叫训导主任，专门帮国民党做特务工作，现在叫校务长、教务长。教学从变化来说当时的条件确实很差，复旦当时也没这么好的条件，我记得我开始来的时候，房子也没有的，都在草屋子里上课，哪有现在这么好的?好多都没有教室，都是柱头搭的教室，条件是很差的。
当时教学有几个情况，第一个是到了复旦工作以后，也发现同以前不一样，上课比较多。一直想减轻学生的负担，但始终也减不下来，我认为始终还是灌输式的教育，苏联式的教育。实际上，我们当时教的那个“联共布”的书、马列主义的书，学生大多也是背的。当时讲课也很简单，都是按照苏联专家的教材讲的，是苏联专家到这里来传授，我们是二道贩子，再讲给学生听，而且教材基本上是高教部定的。一直到1964年，毛主席讲教材要有“乡土气”，这个我们现在很多人又忘了，又搞统一的，毛泽东当年就看到这个问题。“乡土气”就是各省都要有自己的考虑，这是一。另外第二个，当时教学，实际上我发现只是照本宣科，没有思考，没有比较，没有问题意识的，而且讲课一般不能发挥的，不能瞎讲的，现在好像可以随便讲，谁也不会追究的，过去不行的，不能乱讲。当然乱讲是不对的，但你不能老是没有思想，没有发挥，没有问题，那这堂课惨了，就是照本宣科啦，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当时讲课只有经验，没有为什么的。只有经验，到最后无非是马克思说、列宁说、斯大林说，这同过去写文章是一样的，是苏联模式。这个为什么呢?马克思说过，这就是经验的来源。我们当时讲课就是害人，到“文化大革命”时候演变成语录仗，我认为这就是它的结果，因为过去的教学就是这个问题，可能我们政治课的问题大一点，你们历史学可能好一点，不过也有这个问题，你看苏联的书，除了一个标题，整篇都是斯大林说、斯大林说，你说什么，没有的，这个时候实际上和苏联那个时候差不多。总的来讲我认为当时的模式是受苏联影响比较重，是灌输式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认为从根本上说我们的教学理念就变化了，一个是时代变化了，一个是从我个人来看我教的课程也不一样了，我教的课程大多是西方的课程。实际上，从1964年我们系改成为国际政治系，我就转向了。我的转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转了好几次，从经济转到政治，政治转到政治课，政治课转到马列主义政治教育，以后又转到国际政治，国际政治以后又转到政治学，开了很多课，转了很多行。“转行”，我还是那句话，“不后悔”。
另外，我认为讲课要从学生出发。我们过去提出因材施教，要针对学生的情况，一门课程不仅需要有老师的积极性，还需要学生的积极性，这门课才能上好。要注意两点:一点就是上课要鼓励学生读书，我以前常常给学生推荐好的书读，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不仅要读书，还要会读书，读书和会读书是有区别的。我曾经好多次介绍过曹聚仁——香港的一个报人，他介绍过的读书方法就是以古为敌，不盲从，要以古为友，与古人交往。第三以古为疑，不妨评判一番古书，评判越多，读书方能更高。这是曹聚仁的《读书三问》里的[1]。最近我看到毛泽东也早就讲过这个事情，有本书叫《走进毛泽东最后的岁月》，说到读书一要读，二要怀疑，三要提出反对的意见。不读不行，不读不知道。凡人都是“学而知之”，谁也不是“生而知之”。但光读不行，读了书而不敢怀疑，不能提出不同看法，这本书就算白读了。所以需要怀疑，你怀疑再去找史料对照，这是一种常用的方法。我经常把这种方法介绍给学生，通过经典启发学生怎样读书。当然我对学生讲你要学会读书，大家都识字谁都会看书，但是怎么看，这个是很重要的。毛主席说你没有问题不敢提出反对意见就是白读了，所以你不管做什么都要有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