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与学生应有的气质——贺恩师于同隐先生90寿辰
杨玉良
今年是于同隐先生90寿辰。90岁实在是一个非凡的年龄，90寿辰俗称“白寿”，取其离百岁只差一“横”之意。有歌唱道，“好人一生平安”。于先生是好人，我首先要以学生的崇敬、虔诚之心，祝先生健康、长寿。
于同隐先生是中国高分子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更是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的创始人。1979年，在粉碎“四人帮”、全国百废待兴之际，承蒙先生的厚爱，我师从于先生攻读硕士学位。随后，在于先生的鼓励下，1982年我又在先生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耶鲁大学心理学家Daniel Jr．Levinson在其《一个男人的生命四季》一书中说过:“早期成人阶段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要找到一名好的导师。”时值先生审时度势，带领复旦高分子向高分子物理拓展之际，我能成为先生的学生，是我一生莫大的幸运。
“师承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我作为学生和教导我自己的学生实践中的深切体会。先生培养了我对好的科学问题及关键课题的感觉，造就了我研究的理论化的风格，确立了批判性立场和教导自己未来学生的方式。记得我念硕士时去先生的寓所，初涉学者陋室书斋，印象极深。只见桌上文稿铺陈、四壁架上书刊层叠，淡雅之极，令人惊叹。近年来，有些年轻教授的科研办公室宛若大公司董事长的办公室，豪华之极，却是俗不可耐。殊不知，“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先生的文章更是简约。读先生的文章和所作的书序，无不小中见大，意从简出。品味先生对我文章的修改成为我那时的一门功课。“有真才者不矜才，有实学者不夸学。”先生为人低调，话语不冗，委婉动听。讨论高分子学术问题时，先生寥寥数语，却余音绕梁，留予你足够的想象空间。
我自知是一个不守陈规的学生，先生对我宽严适度，疏密有致，至今令我感激不尽。近年来，关于科学家的形形色色的失节行为时有所闻，有的是导师，有的是学生，师生关系的问题也不少见。总的感觉是人都是多面而复杂的，竞争激烈，世事艰难，导师和学生都是实在不易。有人曾经总结，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恰如一场恋情，进程很难顺利，并常有一个痛苦的结局。导师常常会剥削、压榨、嫉妒或是强行控制学生。显然，于先生从不会如此为之。也有人总结道，学生也常会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贡献，并提出一些十分贪婪的要求。更有甚者，学生把导师视为自己学术生涯的阴影，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周身不舒，踢开为快。在当今变革中的社会大潮下，学生对导师的感情通常是十分复杂的。其不端情况不外乎有下述几种类型:要么是对导师的依赖和依恋而导致的仰慕;或是否定自我而妄自菲薄、心存感激;更有甚者则是骄横的忘恩负义。于同隐先生所有的学生，耳濡目染之下，没有一个学生误入此类歧途。这是我们的幸运，更是复旦高分子的幸运。
有人经粗略的统计发现，在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中，有一半以上曾当过其他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生、博士后或助手。因此，在导师与学生的关系中，“每一位主人公都是先当学生、徒弟、门生;然后成为这条链上下一位主人公的导师。每一位导师通过自身的经验、地位和榜样作用，对年轻的学生进行引导和影响，将自己的教训传授给对方，向对方逐步灌输对科研的把握能力以及对成功的把握能力”。因此，优良的师徒关系是要靠导师和学生共同来维系的，若要使导师与学生的关系不以“一场痛苦的恋情”来结束，更需要导师和学生双方共同的努力。Robert Kanigel在其《师从天才:一个科学王朝的崛起》一书中曾经总结了科学界的这样一个现象:“一个科学家的早期声誉，几乎一半取决于他在谁的实验室工作过，他是谁的科学后代，另一半则取决于他的科研发现。”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我博士毕业后最初的学术发展得益于于先生的中国科学院的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前身)，于先生的学术声誉和风范才使得我当时关于高分子科学中的Monte Carlo方法的研究兴趣得以发展。对此我永志不忘，并已成为对在我的课题组中工作过的学生的一个基本做法。事实上，这也几乎业已成为复旦高分子的一种传统。
最后，但却是更为重要的是传承与发扬的话题。记得白石老人在看到某学生的画风与其本人惟妙惟肖时，曾经语重心长地警告该学生说:“似我者亡。”在学术上，学生首先自然是按导师的方式得到培养，但学生切不可墨守陈规，而应该带着自己特有的看法，在导师的风格中再融合进自己独特风格和科学鉴赏“口味”，或是一种对成为“好的科学家”的内心感受而离去。通过这种传承和创造的延续，学术事业才能得以发展，某一学科门类或领域才能得以拓展与延伸，一个学术机构才能保持应有的活力，才能兴旺。
(原载复旦新闻文化网·相辉笔会，2006年6月9日http://news．fudan．edu．cn/2006/0609/9516．htm/)
【注释】
[1]电影《流亡大学》，向梅、刘子枫等主演，1985年首映，剧情以抗战时浙江大学的西迁历程为背景。
[2]王葆仁(1907—1986)，江苏扬州人，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委员，著名化学家。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化学系，1935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博士学位。1935年秋，应德国慕尼黑高等工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费歇尔(H．Fischer)的邀请，赴该校任客籍研究员。1936年，回国创建同济大学理学院和化学系，兼任理学院院长与化学系主任，成为当时同济大学首次担任高级职务的中国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王葆仁随同济大学内迁。1941年，王葆仁应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聘请，前往贵州湄潭浙江大学任教授兼化学系主任。抗战胜利后，随浙江大学迁回杭州，1947年兼任该校教务长。1951年调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研究员兼副所长。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委员，1986年病逝。是我国高分子学科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为中国的物理化学工程做出重大的贡献。
[3]朱光亚(1924—2011)，湖北武汉人，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两弹之父。1946年9月，随吴大猷进入密歇根大学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1949年获博士学位。当时在密歇根大学的中国学生在思想上形成了两派，朱光亚担任中国学生的学生会主席时，常常组织一些活动，呼吁、鼓励大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50年中国留学生取道香港回国，在回国的轮船上，朱光亚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表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在朱光亚的领导下，当时密歇根大学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回到了新中国。
[4]陈铁云，1918年生，上海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41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物理系，1949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工学硕士学位，1951年回国。历任大连工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船舶与海洋工程研究所副所长，国际船舶结构委员会应用设计技术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社员。长期从事船舶结构力学的教学和研究。
[5]蔡淑莲(1913—1969)，福建仙游人，1951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复旦大学教授，专长分析化学。
[6]这个奖学金应为密歇根大学专门资助亚洲国家的女生到密大读书的巴伯奖学金(Barbour Scholarship)，1918年设立。
[7]复旦大学化学系始建于1926年，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原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沪江大学、大同大学、震旦大学与复旦大学七校的化学系合并，成为复旦大学化学系。
[8]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国家从复旦大学抽调部分教师支援兰州大学等兄弟院校，有机化学教研室的大部分教授和一部分中年骨干教师被调走，以致造成有些课程停开的局面。这时于同隐出任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正如他在口述中提到的困难条件，他一方面培养青年教师，一方面整顿和建设实验室，编写了《有机化学》、《有机结构理论》等教材，翻译了《有机化学教程习题》。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开出了有机化学教研室承担的全部课程，以后又带领中青年教师逐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9]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动“大跃进”。科研与高教系统也卷入浪潮中，举行“跃进誓师会”，以多出成果、出大成果、成立新学科等方式向“大跃进”“献礼”。1958年开始，复旦的高分子研究也是举国上下众多“献礼”工程中的一个。
[10]江明院士在回忆文章里称，“实际上复旦高分子的教育和研究从58年就开始了。当时于同隐先生带领一些年轻的教师包括我们提前毕业的一些学生，开始创办这个专业。首先就是把本科的一些课程建立起来，像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也做一些研究。当然研究的水准是谈不上的，因为没有基本的物质条件作保证。在‘文革’以前的阶段，主要打了一些基础，通过先建立的课程培养了一批人，每一届大概招30个同学。一直到65年毕业了五六届的同学，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骨干。‘文革’期间还招了几届工农兵学员。”见江明:《我在复旦的日子——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江明教授访谈录》，http://www．fudan．org．cn/archives/3748。
[11]解放初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俗称“洗澡”运动，运动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方法要求知识分子根据其职位高低、名声大小、“错误”轻重，在规模不同的群众集会上公开地、反复地作自我检讨，接受群众批判，“洗”去身上的污垢，最后由群众决定其是否“过关”。于同隐先生回忆的这段审查经历就是“洗澡”运动的一部分。
[12]杨玉良，1952年出生，浙江海盐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复旦大学校长。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同年留校工作。1984年在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获博士学位，师从于同隐教授。1986年赴当时的联邦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成为国际著名学者Spiess教授核磁共振技术研究的博士后。1988年，回到复旦大学工作。1993年晋升教授。1999年成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第一批特聘教授。2003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第一代高分子学博士，在高分子化学和物理等多个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果。
[13]江明，1938年出生，江苏扬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60年从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79—1981年为英国利物浦大学访问学者。200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委员会副主任，Polymer Journal杂志顾问编委，《高等学校化学学报》副主编，《高分子学报》、《功能高分子学报》、《应用化学》编委等职。
[14]府寿宽，1940年生，江苏吴县人，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1965届研究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在美国纽约大学理工学院(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New York)和东密歇根大学涂料研究所(Coatings Research Institute，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担任访问学者和访问科学家。现任Progress in Polymer Science、Journal of Macromolecular Science、《高分子学报》、Chinese Journal of Polymer Science等重要学术期刊编委。
[15]李光宪，1955年出生，教授，现任四川大学常务副校长。1989年在复旦大学高分子专业博士毕业。
[16]于同隐1989年退休，时年72岁。退休后，他仍担负着培养博士生和指导博士后研究的工作，退而不休。
[17]在于同隐退休后(1989年)进入当时的材料系高分子专业就读的明伟华博士(现任荷兰埃因霍温工学院高分子化学和涂料工程系副教授)在回忆学生时代时，还记得于同隐当过他的导师。“我们系的于同隐老师、府寿宽老师还有江明老师等，那时候就作为科研中坚工作在第一线了。府寿宽老师和于同隐老师都曾作过我的导师，对我的影响很大。于老师现在在科研上还非常活跃，他是我们系的开山鼻祖，没有他就没有高分子系。他有很多特点。首先是颇具前瞻性眼光，能预见到新兴的发展前景。他七十多岁的时候，觉得蜘蛛蛋白很重要很有意义，就开始对蚕丝进行深入研究。他早过了退休的年龄，一般人这时候都该颐养天年了。但他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还培养了很多的博士。其中的邵正中眼下就在领导课题组继续于老师的研究。第二，他很宽容，给予学生充分的学术自由。江老师和府老师，包括杨玉良老师，都是他的学生，他从来不去干涉人家，施加压力。现在国内和国外很多学术上的大家有学霸作风，排挤新出现的不同观点。于先生是很提携后辈的，那时候系里已经是百花齐放的局面了，各个课题组都有各自的研究方向。还有就是于先生对待自己的学生和蔼可亲，可一旦涉及学术，他可是非常严格的。如果有学生不能按时交作业，他绝不会就这样放过去的，尤其是对研究生，绝不马虎。这对我现在带学生有许多榜样之处。”见明伟华:《回忆我的大学时光》，http://www．fudan．org．cn/archives/4043。
[18]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70年6月13日，现已形成以化工、钢铁、房地产、金融产品和股权投资四轮驱动的综合性企业，本部位于浙江上虞，是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之一、浙江省民营企业50强之一。公司拥有完善的研发体系，拥有多项专利，主要产品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科研成果多次获奖。为庆贺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支持复旦大学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彰显于同隐教授对创建和发展复旦高分子学科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由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捐资，在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设立“龙盛—于同隐人才激励基金”，用于“龙盛—于同隐特聘教授”岗位津贴，以吸引和激励优秀杰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