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与沦陷中的学生时代
中学的时候，我功课是相当好的，在班上基本上都是第一、第二、第三名。我念中学是抗战时期了。我在上海租界，日本人没有进租界之前，还是比较安定的。学校在现在的石门路，过去叫卡德路。我从小功课是一向很好的，班上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经常做班长啊什么的。
小学和中学念的都是私立学校。那时有些好学校是省办的，不是国立的。比方说，苏州中学，苏州中学是江苏省中学里最好的。后来我高中上的学校，就是本来的苏州中学，因为苏州被日本人占领了，他们一批教师，都到租界里面来了。
这批教师集合起来办了一个学校，叫育英中学。这个学校基本上把过去苏州中学的传统继承下来了。我是在育英中学高中毕业的。我因为功课比较好，在高一时觉得读书读得时间太久了，就跳了一级。高一结束我就跳到高三去了，中间高二没有读。跳了以后，功课也是蛮好的。文科一点没有问题，历史、地理，中文，一点没有关系，都接得上的。甚至有些不跳的人比我还差。而自然科学呢，有些东西接不上，物理拉了一个学期，第二学期再上，不太容易接得上。毕业以后，自然科学比较差。
那在中学里面呢，我不知道现在中学什么样子，当时是老师怎么讲，你就怎么把功课做好，这个任务就完成了。我当时读中学，空闲时间很多，所以不是只读课本，其他书籍看得比较多，包括小说，什么《红楼梦》、《三国》啊，这些都看。特别是《红楼梦》，我看了不止一遍的。还看了《阅微草堂笔记》这样的“笔记”。这些东西，对自己的智力开发相当重要。所以，假使你只学中学里面仅有的这几门课程呢，我觉得，对自己的成长比较局限。中学里面，不是把所有课程做完了，就可以的。特别是当时中学的课余时间比较多，所以我看的书比较多。因为我这个人，对所有玩的东西，那些运动啊，都没有兴趣，顶多是看看电影了。空余时间，就是拿一本书看。书看得比较多，对将来有很大的关系。
那时每天的课，也不太少，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并且，当时礼拜六都上课的。所以课是不少的。就是放学回来，我功课做得快，课余时间很多。特别是放暑假，根本一点负担都没有的。两个月暑假或者一个多月暑假，就待在家里看书，但坚决不看课本的书。那时我看到一本书就拿来看，还到处去借书看。我觉得，这对自己培养很有作用。
高中毕业时我考了两个大学。一个是，你们现在都不怎么知道的，叫圣约翰大学。过去外国人办的，是教会办的，中山公园后面，现在华东政法大学在那边。考了个医科，因为医科不要考数学什么的。还有一个就是考了交通大学财管系。这个时候，交通大学算是国立的，学费比较少。而圣约翰大学是有名的贵族大学，学费很高，都是有钱人去的。因为我家庭经济的关系，还是去读经济了。读了经济，我后来是懊悔得不得了，特别解放之后。假使我当时读了医科，就是医生了。我特别羡慕读医科的。我兄弟姐妹3个人听了我的这个劝告，都去学医去了。
交通大学录取比例比较高，我记得是五六个人里面取一个。我记得当时我考了交通大学财管系的第三名，一共取了三十多个人，有二三百个人考。考圣约翰大学的人比较少，因为没有钞票的人不敢去考，考了没有用嘛，又读不起。
当时真正升大学的人少，不像现在我们所有人高中毕业都去考大学了。当时升大学的人不是很多的。高中毕业之后，有些高中还没有毕业就去工作了。当时经济环境不怎么样，不是高中毕业人人都考大学的。
交大学校地下活动是相当活跃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有歌咏班、读书班什么的，歌咏班上唱《五月的鲜花》，现在还流行的。读书会呢，就是阅读讨论一些进步书籍。因为我们这个学校比较进步，《大众哲学》这些东西在校园里就已经读了。当时不可能学什么马列主义，只是读读《大众哲学》。后来日本人占领租界后，就绝对禁止了，没有了。这些人一下子都跑掉了，大概都到苏北新四军那里去了。这些同学都是高年级同学，都看不到了。
我还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接触这些人了，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他们不是地下工作者就是靠近党的人。因为他们组织的东西，从唱《五月的鲜花》到读《大众哲学》，都是有明确倾向性的。后来，日本人进占租界，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控制得比较严。日本人也千方百计地要将奴化教育渗透到我们血液里来，中学增加日文教学，要求中国学生读日文。当然，对日文我们都反感得不得了的，学校也想了各种办法对付。我们学校请了一位老先生，这个老先生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教我们日文。这个老先生人很好的，但我们在老先生的课上面吵得不得了……整天我们拉开喉咙叫，叫得其他班级都有意见。这样上日文课就等于开玩笑，成了很开心的一课。
我是在沦陷的时候考进交通大学。四川那个才是原来迁去的交通大学。后来抗战胜利时，我已经大学三年级了。重庆学校(指内迁的交通大学)搬回来了，开始说我们是伪的，就是说，是汪精卫伪政府办的。我们气得不得了，就组织游行，后来就并成了一个学校。我发现重庆的学生还没有我们上海学生功课好。整体上讲，因为重庆当时生活条件比较差，进学校的人条件比较差。不像上海，生活比较安定，程度高一些。总的讲起来，还是原来上海这批学生水平比较高一点。
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课余活动比较少，没正式规定课余活动，就是有几个人合得来的，在一起去看看电影。我们还比较规矩的，我在大学里面连女朋友也没有。在那个时候，也有些社团的。我参加的一个社团名称大约是叫“国际联谊社”，略带进步思想，主要以唱歌、开友谊会为中心的。解放后才发现当时的负责人有些也是地下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