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们

暨南经济系的老师有的到了复旦，有的没来。比如说我们暨南大学经济系主任陈彪如^[3]先生，也是很有名的学者，后来就到华东师大去了。本来复旦也是很想要他的，因为他功底很好，后来因为当时华东师大的刘佛年^[4]跟他很熟，就把他拉过去了。他后来有一段又回到复旦，但最后还是被拉去华师大了。

在暨南大学时，陈彪如先生是经济系主任，他第一门给我们上的理论课，就是西方经济学。他也是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他是清华的庚子赔款出去的，回来后做我们系主任，他自己上课，这个是主要的理论课，我对他的课很有兴趣。但是同时，有些进步同学介绍我看一些进步的书，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5]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看的。那个时候还是比较自由的，虽然暨南大学的政治环境不是非常好。应该怎么说呢?当时暨南大学共产党力量很大，但国民党反动力量也很大，有国民党三青团公开的活动，也有地下党的组织活动，比如“春游”活动之类的。所以我们也看了一些进步的书。一对照，大家都讲经济问题，自己就对比了，怎么讲的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当时我觉得，从理论逻辑来讲，马克思讲的还是很有道理。因为不是单纯看看书，而是结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比如工人、农民那么苦，经济那么混乱，金圆券改革，物价飞涨，结合这些经济环境，就觉得好像马克思蛮有道理的，揭示了社会的深刻矛盾。但是同时也觉得西方经济学因为讲市场，比较具体，也没错，供给、需求、价格、波动，好像社会始终是这么回事。所以两者也分不清，究竟应该是怎样认识。

周、林:那么，除了您刚刚提到过的经济系的系主任，您还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老师吗?

伍:还有教我们统计的老师刘佛年，他讲课口齿清楚、条理分明。他后来是华东师大的校长、著名的教育家，讲课很好、很清楚。他也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门课给我们印象还比较深。

到复旦就是解放以后了，讲授“中国革命史”的教务长王中，也是很有名的，很受大家欢迎，因为他是个老干部，有很多有趣的例子讲给我们听。“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当时都要学这些课。“外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史”都是来复旦以后学的。“中国经济史”就是后来很长寿的、大前年刚刚去世的朱伯康^[6]先生教的。最近他还出了一本《中国经济通史》^[7]，是和我们一位年轻教师合编的，三卷本。

院系调整一开始是初步的、尝试性的，当时经济学科，只有暨南大学并到复旦，因为这是很方便的，两个都在上海，而且性质相近，还有就是在金华的英士大学^[8]的经济系。后来到了1953年，就有大量的系并过来了，复旦经济并过来的大概总共有十来个院系^[9]。

我1951年毕业的时候，没有留在复旦，分到了震旦大学。去那还是因为漆淇生^[10]先生的关系，他教我们资本论的，我在复旦三年级的时候就上了一年他的《资本论》的课，所以他对我也比较熟悉。震旦大学本来是一个教会学校，1950年我们把它接管过来后，它本身需要改造。当时震旦大学有两个地方，一个叫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一个是震旦大学，都有经济系，所以把这两个系合并成立了经济系。当时漆先生是法学院的院长。陈彪如先生，过去也给震旦上过经济学。陈先生和我本来就是师生关系。

但是，解放初事实上我们就是没有好好读书。刚刚进去的1947、1948年，都是搞运动，主要是反对国民党的运动。1949年、1950年、1951年这三年调整时期，又有很多运动。后来1952—1953年在复旦的人事实上是下乡搞土地改革去了。我在震旦也是去搞思想改造运动，没有搞什么教学。你比如刚刚迎接解放，差不多三天两头游行。再接下来上海不是还有经济上的斗争吗?和银元贩之间的斗争，还有镇压反革命活动、土地改革活动。再比如“二月大轰炸”，这些都是，学生都要去游行，或者去参加活动，基本上是没有好好读书，没有能真正静下心来好好地复习，或者看一点英文书，增长自己的知识，这方面就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