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今天全靠国家培养，国家给了我最好的条件，我必须报答国家”
张、张:在北大也是学习化学吗?
高:我在北大第一个半年学的是俄语，因为有苏联专家要来了，需要调人去学俄语。因为苏联专家来，大家读不懂俄语，要找翻译，所以那时候就找了一些学习比较好、外语基础也比较好的人，北大出了四个，复旦出了四个，八个人一个班学俄语，要等苏联专家来了以后，帮他做翻译。后来北大来了苏联专家，复旦没有来，我们念完后就回来了。后来复旦又把我送到北大去跟苏联专家听课，所以我在北大又学了两年。所以，我非常感谢国家对我的培养，应该说我是受到了最好的教育，最好的条件，都是国家给我的。
张、张:那也是您非常优秀才能够选拔上来的。
高:不是，都是国家给我的，如果不是国家给我这个条件，我也没有今天的。我家里也没什么条件，我什么都没有，父亲那么早就死了，也没有人有什么关系好帮我，全是国家。而我这个人也运气好，这一辈子，进的学校，应该说是在上海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然后最好的大学，而且每一次只要国家有机会我就能抓住机会。苏联专家来了就把我送去学俄语，然后后来就听苏联专家的课。等到改革开放1978年派第一批留学生出国，又把我作为第一批留学生派出国，所以我觉得就是国家给了我最好、最好的条件，那我应该为这个国家尽量多做事情。所以，我当时在国外，作为第一批出国的，是做得很好、很好的，当时如果要留下去，我完全可以留在国外，但是我绝对不会这样做。谢校长就说了，我每一次出国都是按时回来的。我从来没有一个念头，要留在国外。凭我的外语条件、我的业务条件、我的交际能力，像现在这些留学生一样留在国外，我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我每一次出国都是按时回来的。因为这一点我非常坚定，我有今天就是全部靠国家的培养，国家给了我最好的条件，我必须报答国家，我绝对不能留在外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要做出一个样子出来，别人要说的，你这个人享受了国家给你的最好的条件，你跑到外国去了，别人没有机会享受这么好的条件。如果我要是那样做了，我就对不起我的各级领导和选我出去的人，我也对不起我们国家。所以这一点我是非常、非常坚定的，我有很多很多机会，但是我从来没有要留在国外的念头。我比别人条件都好，出国考试的时候我是考的全国第一名，大家都知道的。因为我们当时是第一批留学生，外国人不知道这些中国人是什么样子、什么水平。他们当时就估计，这些人英语什么的都不行，去了以后没办法跟上国外的学习。结果他们就派了一个大学代表团，到所有的大学去找这些被录取的人谈话。他们到复旦采访的是我，就问我的情况，然后就把跟我的谈话录音去很多大学放，很多教授后来告诉我，你们看看这样的人你们能招不能招?后来在英国大使馆最后送我们的时候，我也是代表中国学生发的言，感谢他们。到了英国以后，英国文化委员会也因为那是第一批中国留学生，所以非常慎重，我们国家也很慎重，我们到了以后，他们要开欢迎会，也是我发的言。所以当时我在这批留学生里是很有名的，如果我有那个念头，是绝对可以留下来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不应该，因为我已经占有了国家给我的最好的条件，我不能这么干，我要是这么干了我就对不起太多的人了。
张、张:以您为代表的老一辈的科学家，看你们的资料，经常会让我很感动。就是为了国家无私奉献，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
高:对。而且在国外，一定要表现得非常好。
张、张:您回国之后，也是一心想着要为国家做贡献。您一开始做催化实验的时候，也是因为国家在石油方面有这个需要。
高:对。我出国前就参加石油化工的大会战了。我们国家70年代初期确定要引进三套大的石油化工装置，因为我们国家在这个之前没有石油化工装置的。所以，在上海的金山、北京的燕化、东北的辽阳，国家决定要引进三套大的石油化工装置。引进的每一个装置都有催化剂的，这个催化剂都是进口的。当时国家从政治上考虑，这些很贵的装置我们引进了，而装置里一开车就要用那个催化剂，如果催化剂哪天外国人一旦不卖给我们了，我们这些装置不是全报废了吗?国家这一笔投资不也就完蛋了?所以我们国家就必须自己研发这个催化剂，到时候我们能用自己的催化剂去顶上那些国外进口的催化剂。当然从科学技术上讲，我们也必须赶上外国人。从政治上、从科学技术上，这个催化剂的研制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时是石油部部长亲自来开这个会，我记得清清楚楚，1971年还是1972年在北京郊区的定福庄开会，把全国搞这一行的主要单位的人都请去了。当时搞催化剂的人很少。把我们都请去给我们讲这个形势、讲需要，然后让每个人认购，就是你负责拿出来这些催化剂，你自己愿意挑什么，那我当时就挑了一个催化剂，叫甲苯歧化氰化。我觉得我们复旦应该去承担这个工作，所以就挑了这么一个催化剂，然后我们就建立了一支队伍，我们所里那时候有50个人吧，是一个很大的队伍。这栋楼(催化楼)也就是这么搞起来的。
张、张:这个楼70年代就建起来啦?
高:不是，我们是70年代开始催化实验，最开始不在这个楼，在跃进楼，就是现在的高分子系那个楼，后来就慢慢发展了、越做越大了，地方也不够了，我们才用国家的钱来建了这个楼。这个楼是80年代初期搬过来的，大概是70年代开始建的。所以我们实际上就干了十几年吧，就一直做这个催化剂，从实验室规模，一直做到……我们做放大是在湖南的长岭炼油厂。我们那时候可艰苦了，到厂里去了好多次。那时候的湖南长岭炼油厂连火车站都没有，我们到了那个地方，要从火车底下穿过去，要爬火车，很艰苦、很艰苦。我们就由实验室的规模一直做到3万吨大的放大装置，而且做得很好。那时就是三班倒啊，我们这个课题要连续的，所以就是24小时不停的，我们科研的人都是三班倒，连续几年都是，天天24小时，就是大家轮班，一共做了十几年。
张、张:刚开始的时候，国家经济条件也不好，经费什么的都不是很到位吧?
高:那时很困难、很困难，全是靠自己建起来的。那时候是整个团队大家齐心协力，有什么问题就大家讨论，大家来制定下一步的研究方案，然后方案定了，大家就分工，各干各的，一有问题就再来讨论，完全是集体的。所以我说团队精神非常非常重要，没有这几十个人的团队，做不出这么大的科研项目，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科研成果。所以团队是很要紧的。我们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有什么个人发论文啦。我们那时候是保密的，也不可能发论文，我们十年也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去发论文，要去拿什么好处，就是要把国家给的任务完成了，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就是要大家团结一致，而且这样的工作一环扣一环的，各人负责各人的，做催化剂的做催化剂，做反应的做反应，做分析的做分析，我们做放大时就十几个人一起去，在那个大装置上装催化剂，都是自己爬上去。那时候三千吨装置要开车，因为那时候石油化工设备都是在解放军工厂，由余秋里管，所以他们有部队作风的。到那个石油化工厂，开车就是要像指挥作战一样的，要写开车的方案。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大学教师，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三万吨装置，我看到都害怕，但是这个是我们的项目，我必须要去挑这个担子啊。所以我真的写这个三万吨装置，它第一步什么命令、操作什么，第二步操作什么，我真是一边写一边要发抖的，但这个必须去承担呀，那“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是这个团队的头，你就必须去承担这个责任。心里是很慌，但是表面上不能慌，那还得跟大家一起去顶啊。
张、张:您这样的老一辈的学者、科学家都特别有奉献精神。
高:是啊。因为想到这个东西，不管政治上，不管业务上，都是必须去攻克这个难关，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独立自主的。但是这个很锻炼人，大家很高兴，凡是做过我们这个项目的人，我认为都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