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生到老师
常、迪:老师您当时为什么会留校当老师呢?
沈:你们不清楚，我们那个时候毕业后是统一分配工作，你不能自己去找工作的，是国家分配，国家叫你到哪你就到哪。我是很幸运的，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又不是党员，按理是不应该留在学校的，后来留校的一些学生几乎都是党员，留校人不多的。就是因为我中学的时候学过无线电，自己玩嘛，所以读电子学方面比人家行一点，理论和实践可以结合起来。我四年级的时候要做毕业设计，我做了一个仪器，是用来记录放射性粒子数的仪器，我们叫计数器。这个计数器有，但都是外国的，现在我们自己做。做出来以后呢，1958年“大跃进”，“大跃进”的时候开了个展览会，展览会把我做的这个仪器拿去展览，报上马上就登出来，标题是“大学生敢说敢想”。因为“大跃进”就是要敢说敢想嘛，说:复旦大学物理系学生沈伯埙做了一个计数器，取得了什么什么成果。大概留校跟这个也有关系，学校当然注意了，你这方面很行嘛，就留下来吧。大概和这个有一点关系。这个倒也不是我怎么行，学生上课嘛都是学理论的东西比较多，有些人没有具体做过，而我有实践的经验，所以结合起来，就可以做出东西来。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统一分配，支部书记到市里面去开会，等市里批，批好以后叫学生坐在那里等，他很晚才回来的，我们晚饭都不吃，坐在教室里等，他就跑来讲了，“现在宣布分配的名单”，大家都紧张得不得了。读得很慢，一个一个，不读我的名字，没有，我就一直等啊。老师很聪明，他说“没有读到名字的留在复旦，免得刺激其他同学”(呵呵)[8]。
1958年沈伯埙与同学在实验室试制计数器时的留影，左起:钱正绪[9]、沈伯埙、陆履谦、林绵中
常、迪:老师您从学生到教师这样两种身份上的转变，您当时心理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初为人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沈:当时分配做教师算是非常好的职业，非常高兴。特别是我们搞电子学的，因为以前复旦搞电子学的人很少很少，没有几个人，那么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了。学校也很重视的，我毕业以后没有做过助教，名称是助教，助教要辅导课，我没有，我一毕业就讲课。所以很高兴，那时候非常高兴。
常、迪:老师很受重用啊。
沈:当然学校非常重用。大概是1963年到1964年间，校党委副书记王零同志提出一种新想法——跨学科搞科研，有些研究工作不是一个系能够独立完成的。王零同志决定把物理系与化学系联合起来，搞“核磁共振(MRI)波谱仪”的研制工作。王零同志点名要我参加这项工作。结果，这项工作取得圆满成功。我觉得党委的这种想法颇有创意。还有就是，据说我讲课的效果还可以的，反馈很好。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在60年代，党委副书记王零，他是抓物理系的，他搞了一个活动，叫“唱一台好戏”。当时选了大概两个物理系的教师，我是其中之一，向全校示范上课，我花了很多时间啊，要做仪器设备，不能全部用笔写啊，还要形象一点呀。
常、迪:才任教四年啊，就选中了老师您。
沈:没几年功夫，1962年还是1963年，我记不大清楚了[10]，反正我1958年毕业的嘛。“唱一台好戏”倒不是叫学生来听课，来听课的都是教师，意思是要学这种教师来讲课，叫他们来观摩一下。坐在底下的是谁呢?周同庆、苏步青、谈家桢、谢希德，个个都是厉害的，全都在底下听课，全是大人物，我是小助教嘛。那时候蛮有意思的，我印象蛮深的。当时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胆子大，我搞了个设计，要做一道题，苏步青虽然不是学物理的，他是数学系的嘛，我估计他是没问题的，这个问题用数学就行了。我当场就说，“这位同学”，我点着苏步青，“你说说看这个问题该怎么做”，苏步青站起来，说这样做，我说“对的”。
常、迪:苏校长当时是什么职称呢?
沈:苏步青是一级教授、科学院院士。复旦的周同庆、苏步青，这些都是挺厉害的，谈家祯那时候还不是一级教授呢。我就点名叫苏步青，因为我知道他做得出，呵呵，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后来人家反应很好，我很高兴。
常、迪:沈老师，物理系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有什么特点呢?您平时上课带学生最注重什么?
沈:带研究生最注重的，照我讲，还是实践。我们搞实践的东西比较多，因为空的理论本身没什么大的研究价值。这个跟学科也有关系的，假如搞理论物理，纯研究理论还是必要的。我们研究电子学的，一定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常、迪:电子学可以说是个理科和工科的交叉学科吧?
沈:对，因为电子学假如真的讲理论，譬如什么网络理论这些东西的，都很成熟了，没什么可研究的，问题是做得出做不出来，所以我们那时候主要还是搞非常具体的东西。我的学生中有个叫王威琪[11]的，他现在是科学院工程院院士。他做我的助教做过好几年，他呢，理论的东西当然有一点，但主要是搞实践的东西。我还有个学生叫方祖祥，也是教授，他跟王威琪是同班学生。方祖祥呢，他搞心脏起搏器，这个你们也都知道吧，他是中国的创始人，现在好像听说是全国心脏起搏器协会的副主席。
常、迪:所谓“名师出高徒”，呵呵。
沈:呵呵，名师不敢讲了，严师出高徒才是真的。
常、迪:那老师对学生要求肯定很严格。
沈:严格，那当然很严格，这个不能马虎的。你看这个茶杯上的数字都是我贴的，不偏不倚的，我生活上的这些细节平常我都很注意[12]，有些人就很不注意生活小节。这个字都是我写的，我现在年纪大了写东西手经常会抖，但是这个认真写的话还是可以的。所以说做任何事情都要严格。
常、迪:就是说，这两位学生给沈老师您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了是吗?
沈:对，他们搞的东西很实际。后来王威琪搞什么东西，我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他搞医用电子学，用超声波的原理测量人的血流量，好像用的是多普勒效应。后来他得院士是什么原因不清楚了。方祖祥的方向是很明确的，人家现在都当他是心脏专家，实际上他学的又不是医学。你去问他有关心脏的问题，他很清楚，不比心内科专家差。说起我们那个时候在学校的时候，主要是搞研究，一方面上课，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搞研究，全身心地去投入，没有经济的关系，一分钱都没有。现在一跟经济联系起来，这个问题就复杂了，当然经济起的作用很难说。大概1957年吧，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美国那时候没有啊。我到美国去参观博物馆，他们介绍全世界第一个发射人造卫星登天的是苏联，人家倒老老实实地讲这个问题。据说啊，这不一定可靠，美国政府研究了，最后找到问题的关键，得到的结论是教授工资太低，呵呵。接下来调整后，就上月亮了，呵呵，看来经济还是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