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局、人大进修、负责招生
邱、郑:毕业后，您立即开始教书?
丁:我留下了以后，因为政治运动，被借调到上海市政治高教局学习班，事实上是处理运动当中的遗留问题，比如有些问题还没讲清楚，好几百人被集中到那里去。我1955年借调到那里，在组织科，经常帮他们写点东西，比如工作总结啊什么的。那个政治学习班级别比较高，许多老干部在那里，比如华东局组织部的部长下来以后就在那里做领导。组织曾经想让我留在那里工作，我当时不大愿意，觉得还是当个教师比较好，不大想做官。于是请复旦的领导和新闻系的领导去学习班说情，1956年我就回来了。回来后没有马上上课，不满一个学期，就派我到人民大学。因为人民大学从1955年开始办新闻系，系主任安岗访问过陈望道，访问过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王中，当时就提出希望加强两校的交流，正好人民大学请了一位苏联专家，中央党校也请了一位苏联专家，这样就有两位苏联专家，于是复旦决定派一位青年教师去跟着学。我就在1956年10月3号到北京去了。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文汇报》是10月1号复刊的。《文汇报》是老牌报纸，后来办不下去，销路少了，后来又学苏联，认为中国没有教师报，要办一个教师报，所以从4月30号《文汇报》停刊，《文汇报》停刊以后，《文汇报》的全班人马到北京去办《教师报》。后来很多知识分子反映《文汇报》还是需要的呀，需要这样一份报纸，于是中宣部就说那就让他们恢复吧。知识分子中像夏衍解放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对《文汇报》有一定感情的，所以希望恢复。从10月1号开始恢复，所以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刚刚恢复没有几天，我就到北京去了。
去北京的火车上还碰到陈望道。陈望道问我到哪里去，我说我到北京去。我到北京听苏联专家讲课，大概一个礼拜两次。其中一位专家是现在的乌克兰基辅大学的新闻系系主任，另一位是列宁格勒大学的新闻教研室主任。这两个人的特点是都是跛腿，两人都在卫国战争中受伤，所以他们从政治品质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从教书来讲是很认真的，但是从我们接受来讲，他们讲的东西没有用，都是一些文件上面有的东西，再加上一些例子。基辅大学那位是中央党校请的，列宁格勒大学那位是人民大学请的，列宁格勒大学这位讲俄国报刊，我觉得没有兴趣;他讲18、19世纪的俄国报刊，讲别林斯基，我觉得没有意思，曾经想过不听。人民大学系主任安岗(曾经担任过《人民日报》的总编)跟我说，你一定要学啊，这么大一个中国，有几个人晓得俄国报刊史啊，你晓得就不错啦。我觉得这个话有道理，别看有些东西是冷门，这么大一个国家总要有人掌握冷门，比如你们系的谭其骧老师就是。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去找过他，他大体也是这种思想。所以我就听下来了。我是1956年10月份去，一直到1957年5月份，我离开人民大学带复旦同学实习，从6月份带到7月份，在江苏徐州。本来我在人民大学，也传回来一些东西，我还见到了邓拓，还有一些重要内容的传达，比如刘少奇的讲话，还有毛主席接见新闻出版界的讲话，我很快就把这些都告诉了我们新闻系主任王中。所以5月份大鸣大放的时候一讲王中有问题就牵连到我们这些人啦，说我们给他提供材料啊。当时就有人讲，这个小青年是王中派到北京的坐探，而且这个小青年还认为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当时我的确对人民大学的教育也不是很满意，认为是教条主义。我们在复旦大学就自由多了，我们还可以读到《纽约时报》，1956年的时候我们买了很多外国的书，特别是传播学方面的英文书。
王中被批判的时候我还蛮危险，差点被划成右派。什么给了我很大的转机呢?就是我的实习。我在徐州带学生实习。当时徐州有两份报纸，一份是《徐州日报》，一份是《徐州大众报》，我们所在的《徐州大众报》是地委的报纸，它在1957年6月30号晚上接到一封电报，是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题目叫《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是毛主席写的，当时当然不知道。当时的总编辑(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把这篇社论拿给我看，问“你看这篇社论怎么样?”当时我看这篇社论我觉得有几个印象:第一个是，解放以前我们讲反动派都是讲蒋介石反动派，解放以后也只是讲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反动派，结果这篇社论讲资产阶级反动派，从来没有听到过。第二，当时的社论教条主义比较多，都是“应该怎么样”、“必须怎么样”，而这个社论白话文里面夹杂着文言文，比如说讲到“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第一次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第一次会议我是参加的呀，我并没有感到“黑云压城城欲摧”呀，而且这个会议上我们系主任王中的发言是我帮他整理的，要是去查原始材料的话，笔迹还是我的呢。所以说我的问题还是蛮重的呢!当时我就觉得白话文与文言文结合的文风特别值得注意，于是我就说，这个社论很重要，第二天，社论就摆在了第一版。后来反右的过程中证明摆在第一版是正确的，有很多报纸包括上海的《解放日报》都摆在第二版，最有趣的还是北京的《中国青年报》，摆在第四版，而且还把一个字搞错了。社论里面提到“不，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青年报把那个“阳谋”也写成“阴谋”了。后来反右派的时候，对每个老师带同学实习去过的地方都要去了解，发信或者派人去了解这个老师表现怎么样，我们有的老师平时在学校老实得很，就是在报社实习的时候，人家都“大鸣大放”的时候，他也“放”了几句，就被打成了右派。到我去的地方去了解的时候，主编说“我把那个社论摆第一版就是受他的影响”，这一下子就变成正面形象了，不但没有被划成右派，还去做学生的班主任了。
邱、郑:那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搞教学的?在开始搞教学之前您担任什么工作?
丁:我真正开始搞教学，那是1957年以后。反右一直延续到1958年。1958年倒是有几件事情值得一提。1958年开始让我下乡到农村去，不久以后又派我到工厂去，那个时候叫上钢五厂(上海第五钢铁厂)。那个时候上钢五厂刚刚创建，我们是去参加建厂，帮助它的宣传部办厂报。那个时候办厂报是新闻系的重点，也就是办基层报，是直接向校党委书记杨西光汇报的。一共有两个点，一个是上钢五厂，一个是建筑工程局。建筑工程局是《建工报》。上钢五厂以前是油印的报，叫《五钢报》，一开始我带了十几个同学，后来就带了一个小班，一共三十多个同学去。上钢五厂是重点建设工程，像宝钢一样。它的任务是炼合金钢和特种钢，可以上天的。所以我们当时建议他们的厂报就叫“合金钢”，比“五钢报”好听。我们的学生在那里办报，把报纸办得很好，在上海很有影响，特别是在冶金行业。市委也蛮注意这份报纸。我们在厂里面又办报又上课，每周都有老师到厂里来给学生上课。
我干了几个月以后，1958年5月份的时候又把我调走，让我去搞招生，到上海市高校招生办。我记得那时候招生办主任叫吴之瀚[13]，是一位科学家、建筑学家，同济大学副校长。我是宣传组的副组长，宣传组的组长是新四军老干部，当然我这个副组长就是要具体干事情的。当时宣传组主要是负责接待来访、处理来信。当时我就想，既然我们是学新闻的，那就搞份报纸吧，在吴之瀚教授大力支持下，我们就办了一份《招生通讯》。1958年时这份招生通讯是全国第一份招生通讯，出版后反映很好，教育部的一个司长要求我们总结经验，之后各地陆陆续续都开始办招生通讯。1958、1959、1960年连续三年都找我去招生办。这三年搞招生，考试的时间很短，但是我在那里要从5月一直呆到8月，开学才能回来。每年都在那里做4个月到5个月，就睡在交大里面。所以我和交大的老师开玩笑说，这里我比你熟悉，在交大我加起来睡了一年多呢!
因为招生要了解情况，所以上海许多中学我都去过。1958年和1959年我当宣传组副组长，1960年我当录取组副组长。那时候录取组副组长权力可不小，工科几万名学生都是我来分配。我可以举个例子。我们有个老师的孩子是考工科的，但是政治审查的结果是“不予录取”，因为他爸爸在台湾，是《新台湾》月刊的主编，还做过国民党驻旧金山的总领事。我知道这个孩子的情况，他一直和他伯父在一起，和台湾没有什么联系，于是就把他的材料找出来，录取到纺织专科学校，就是现在的东华大学，那是很好的学校。后来这个孩子做了纺织工程师。现在已经有人把这个事情写成材料“捅”出去了。当时各个大学要好学生都要找我打交道，拼命抢好学生。那时候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给我打电话说，你一定要保证给清华上海中等以上的学生。他的想法是，上海学生是有潜力的，中等以上学生不一定是班里的第一名、第二名，但是中等以上学生有很多潜在能力可以发挥，清华大学就是要这种有潜力的学生。一两天以后，上海学校工作部的部长杨西光也给我打电话，说必须给复旦几十个好学生。
邱、郑:那当时学生录取到哪里都是您来决定的?
丁:当然这是有原则的了，原则是由人来掌握的。而且当时有些原则是不公开的。比如说我就曾经为重点学校留过100个好学生，有的中学就很奇怪，我的学生很好啊，为什么还没有接到通知书呢?其实我是留下来给重点学校的。那100个名额后来就是被上海瓜分掉了，比如复旦、师大、交大……
邱、郑:那不按照学生自己填的志愿吗?
丁:当时也按照学生自己的志愿，如果是他志愿上没有的学校，也要征求他本人的同意，但是当时是可以统一处理的。那个时候不存在开后门的事情的。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也不是他们托我的，是我正好了解这个情况，所以也没有什么的。那时候要是开后门可不得了的。后来我就不在招生办工作了，每年暑假都去，实在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