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王中拉进复旦
马:您是自1949年起进入了复旦大学，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情况让您选择了复旦，后来又选择以治学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
宁:我怎么到复旦来的呢?解放那年我在宣城的复旦附中。我是在宣城迎接解放的。我这个人平时不大多联系政治，主要是读书。看到解放军，当时心里很向往，很激动。我就同吴期扬[6]——他现在在北京，商量出去到外面找机会去。我们先到了南京，在南京等待机会。忽然看到上海华东革命大学招生，当时我知道它不是搞学问的，就是想有机会能参加革命活动，就跑到上海考革大。当时革大叫华东革命大学。考革大不是大学毕业的，它都收，初中的、高中的都有的。我有大学文凭，就拿这个中山大学毕业文凭报考华东革命大学。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已经在华东革大毕业，教培训班了。我当时守在收音机前听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是想找个机会到革命队伍里去。正好华东革大能让我们考，我们就考。在大学革大里一共就三个月。当时听了陈毅老总的报告，非常感动，对我鼓舞特别大。他讲他亲身的经历，讲了五六个小时。
毕业以后呢，就报名准备要分配了。我们当时准备到大西南去。但是大西南还没解放，我们就要参加解放大西南。听上海有个同志说陈老总讲，难道我们不要留些人吗?对呀，我们上海也要留些人。他们看我是大学毕业的，就把我留下了，留了一批人，大概几十个人吧。留下了的人到华东局培训班来培训，参加这个培训的人都是领导。当时很自由，我作为一个学员可以参加采访。严北溟[7]从北京开会回来，很有名的，我就去采访严北溟。培训班里培训了一两个月，各种课程都有，不限定。结业以后要分配了，组织就决定把我分配到复旦大学。不是我决定的，是他决定的。做什么呢?搞政治教育。到复旦来以后呢，就教政治课。当时复旦有四大名教授:周谷城、周予同、胡曲园、张明养。我是跟周谷城的。先也搞了很多政治运动，那个时候我们主要组织政治学习。政治教学委员会管整个学校，我是委员会秘书。我们出一个公告，全校都动起来了。抗美援朝我们都集体报名参加，结果不要我们去，就没有去。以后先搞运动，后来慢慢分讲政治课，我教“中国革命史”。
马:您原先是学外文的，后来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改而研究新闻?
宁:我原先是教政治课。当时一个老干部王中，很有名的。我作为秘书到他家里去，请他到我那里作报告，那是第一次同他见面。他当时也很活跃。他来了以后呢，就负责政治课。他这个人很好，不教条，他讲你们有问题可以提，把我驳倒没有关系。他讲从量变到质变，打比方说雷峰塔倒掉，有些老百姓到塔底下偷砖头，一个一个，到最后一块砖头，塔就倒了，这就是量变到质变。我反问他一句，造雷峰塔，哪块砖头质变?他答不出来，一下子懵掉了，哈哈大笑，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你有脑袋。这个问题应该讲，他讲得不是很准确，量变到质变是内部的矛盾，不是外部矛盾，是内部矛盾导致量变到质变，这个是他讲得不是很准确。我也不懂，我就讲造雷峰塔怎么和量变到质变有关系，我问他，他答不出来。以后王中要转到新闻系，他叫我和他一道去，我讲我不是搞新闻的，不能教新闻史的，我是搞中国革命史的。他说中国革命史就是新闻史。结果我是这样到复旦来的，是王中把我拉过去的。
王中同我关系很好。所以我还专门写过一篇东西。他去世的时候我正在美国，我特别难受。我在到美国去以前去看望他，我读一篇东西给他听，他哭出来了。那个时候他病得很厉害，已经不大能讲话了。《新闻研究资料》1993年第2期里面，暨南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蔡铭泽写了当年王中参加北京新闻界右派批判会上的表现，我读，他闭着眼睛听。文章是这样写的:“奇怪的是被批判者为了顺利过关，往往自我丑化，对所揭发的问题，无论有无一概承认。一直不承认错误的只有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当我读到只有复旦大学新闻系王中时，他号啕大哭，多年来压抑的情绪一下子出来了。我惊呆了，这是一种历史情节的大抒发。当时我很受感动，也能领会。
马:您能介绍下在您刚入复旦时，当时的新闻学院吗?
宁:本来复旦在抗战时期也是名牌学校了，但不是全国最好的。当时四大名牌: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复旦不是四大名牌里面的。1950年，华东把最优秀的教师都调过来了，苏步青、陈建功、谷超豪、谈家桢，还有郭绍虞，同济大学的刘大杰，院系调整一下子都集中到复旦大学来了，以后一直把复旦做重点。新闻系更加是权威的，其他大学都没办起来，把各大新闻系都并到这里来了[8]。新闻系最好的两段时间，一个就是1956年，难忘的1956年。1956年一下子增加了很多教师，包括我在里面一下子增加了11个教师。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的，我是转过来的。这10个教师都是很有名的，包括现在的丁淦林、叶春华[9]，更主要的是王中。正好在1956年全国思想比较解放，《人民日报》也改版，要跟上形势，不要教条。王中在这个时候很活跃，他当时主要抓新闻理论。新闻史也很活跃，还开老报人座谈会，陈望道都参加了。他们过去都是国民党时候办报的，都是受批判的。我当时和一些老报人也很熟悉，以后就同他们联系。老报人座谈会搞了两次。还要编一个新闻史资料集，本来要出版的，来不及出版了。还要编一个新闻学译丛，把西方的东西译出来。还有就是广泛搜集报刊史料，报刊史资料展览会就是我主持的，把很多东西都积累起来。特别是另外一批理论方面的老师，编了新闻学大纲，就把我的一个主要的创新观点放在里面了。这个时候整个新闻系就活跃起来了，我也活跃起来了。第二年我就写了一篇一万八千字的文章，叫做《中国工人阶级报刊的产生和初步发展》，过去没人写过。张静庐——这个人搞资料很有特点，以后我到上海图书馆看书，还帮忙他订正报刊史，发现我那篇一万八千字的东西，写信给我，给我鼓励。文章就发表在《复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