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学生要求严
宋、李:您自己成为老师后，是怎么要求学生的呢?
叶:那要看对谁了，我给本科生也上过课，给研究生也上过课。给本科生开课的次数不多，可能只有一两个学期，后来就专门给研究生上课了。我要求本科生能够把我教的东西都还给我，这样就不错了，如果能够独立思考就更好了。但是要将我教授的知识还给我，属于灌输式的教学。对研究生呢，就希望他们能够多思考，有些书目一定要念完，课外爱看什么看什么，但是规定的书目一定要好好念完。
我们中法史的专业存在一个问题，在研究生们刚进入学习阶段时，我就会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冷门，在学校里是冷门专业，在社会上更是冷门。越到后来越会发现，学生不一定是来好好读书的，只是为了带个“帽子”。出了社会能搞中法史的机构不多，只有学校或者机关，而这两个地方能够接纳的人数不多，你们现在必须把中法史读好，否则我这关过不了，我是不会让学生草率毕业的。第二，你们可以去学一门别的法，民法、宪法，不管什么法，对将来的生活学习都有帮助。
我对学生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有一个学生比较调皮，我们的课程不考试，写课程论文，这个学生整篇地抄袭，正好被抄的文章我也看过，结果我没办法，一定要处理他。但是我比较厚道，没把这个情况对教务处说，只是没有给他“戴帽子”。这算是很厚道的，不然的话要影响他一辈子的前途。所以后来他也很感激我。
叶孝信教授近照
还有个学生也很调皮，他自己不写作业，找了“枪手”写文章也被我看出来，我说:“你怎么办?你今年不能毕业了，来年你自己再好好写一篇文章再毕业。另外你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枪手”带来我看看。”后来他把“枪手”带来了，“枪手”是历史系的，是个聪明孩子，在很短的时间里写出了这篇文章，写得还不错，所以我一看就知道不是那个学生自己写的。我说:你这个情况也替你压住不上报，你自己找个借口休学，明年再来。这个学生现在在北京的某个学校里教书。在我面前打马虎眼是不能原谅的，但平时我对学生是没什么架子的。
宋:您喜欢什么样的学生呢?
叶:我喜欢热情开朗的学生，不喜欢有话闷在肚子里不说的。当然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我最喜欢的是用功的学生。他们考进来后，我对他们说:你们读书要踏踏实实地念，好好地念两年后，如果不行，我可以抬抬手;如果吊儿郎当的，我是不原谅的。所以学生都讲我很严格。
李:您当年选择法律系有出于现实因素的考虑，后来怎么又选择了教师这份职业呢?
叶:多念了几年书后，好像把社会看清、看透了，觉得当官不适合自己。想当官都是年轻时候的想法，在北大四年、人大两年后，觉得还是教书好。当时教书待遇还不如现在，教书虽然清苦，但是时间比较自由，没有上班时间(限制)，可以自由支配。只要政治学习、例会到场了，其他时间可以自己安排。另外当教师可以不用看人眼色，在政府机关“官高一级压死人”，到处都要看人脸色。教书不用卑躬屈膝，课余还能读书写字。
但是很可惜我自己写的书并不多。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写社会科学的文章不必像写自然科学那样，自然科学的成果大多有用，而社会科学或出精品或出垃圾，何况现在大家的论文都互相抄来抄去，没意思。我对学生的要求高，对自己的要求也比较高，矫枉过正的结果就是我常常不敢落笔，我希望写得出色，如果没有把握我就不写。后来我对学生说你们不应以我为榜样，你们应该多练笔。尽管我脑子里并没有停止思考，但是这些想法我并没有表达出来，写得很少，对社会的作用也不大。
附:最后的士大夫:学生眼中的叶老师
口述人:郭建[8]
访谈人:李信之 宋瑞璇
访谈时间:2009年6月
访谈地点:复旦大学法学院郭建教授办公室
我真是很希望你们去采访叶老师。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和我的师兄来说，叶先生真的是一个最好的老师。
我刚来复旦的时候，见他第一眼，大概是27年前。我见他第一次，我就明白了什么叫读书人，这就是读书人。就是他身上有一种书卷气，所以我曾经很不恭地说过一句，我说，他是最后的士大夫。
叶孝信教授与郭建
他就是一副读书人的样子，讲话永远是和蔼可亲的，永远不带任何……不要说是脏话，就带一点俗气的字都不会用，永远穿得干干净净，讲话永远是非常得体，表述永远是很标准的语句，没有任何赘余，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你听他这个普通话听不出他是哪里人吧?我第一次听到，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北方人。他人很高大，现在80多岁了，他是1927年出生的，现在有点矮了——我前天刚刚和他一起吃饭，觉得他有点矮了，年轻的时候大概175公分的样子，一米七五在那个年代很少，个子很高大，长得也非常漂亮，叶老师年轻的时候真的是长得非常漂亮。后来我才知道他实际上是福建人，福建人应该口音很重的，而且他因为是出生在一个耕读世家，他家也没有做官的，父亲是没有功名的，爷爷中过秀才，家里有那么几亩地，大概自己种一部分，出租一部分，家里人非常多，他爸爸已经不是秀才了，但是作为读书人在县里是非常有名的，他们这个叶氏家族在那个福清县非常有名，是个大家族。你去查一下，福清叶氏，网上都可以查到的，尤其他们这一支，他们这一房，他爸爸这一房，他爸爸养了六个孩子[9]，他们是孝字行的，六个孩子，六个教授，六个博导。哦，叶老师不是博导，因为我们这个法学院没有博士点。他们家全部都是读书人。
真的，他蛮传奇的，他受教育的过程也蛮传奇的，1937年，他读小学读到一半，日本鬼子就打进来了。他们福建这个地方呢，鬼子没有到，鬼子只到了厦门和福州，就是没有进入到福建内部去。所以他们这边，我们叫国统区，还是国民政府控制的，但是好多教师请不到的，有点兵荒马乱，所以他后来小学毕业以后就没有上初中，就是他父亲在家里教他。那个时候他父亲除了教他一般初中的那些科目以外，另外就是教他四书五经，儒家的经典。他的国学基础，我们这一代人是永远也赶不上的，我不知道我们的下一代能不能这样。四书五经，他非常非常熟，都是可以背诵的，而且他父亲对于三礼——《礼记》、《易礼》和《周礼》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记得当时他给我们研究生上课的时候，他叫我们发言我们都不敢讲话的。一讲到哪一个问题，说孔子讲，孔子哪里讲，《论语》里讲，前面一句是什么，后面一句是什么，孔子是对谁讲的，前后承接，这个讲话都是有语境的，你搞得清楚吗?搞不清楚。那么他就背给你听，前面一句是什么，后面一句是什么，哪一篇，哪一章，他全部都知道，做他的研究生太累了。当时《十三经注疏》刚刚出版，他就逼着我们每个人买一本就开始读，当时我们太“愤青”了，没有他那么用功，智力也没有他好，背不出来，他四书五经全都能背的。现在你们都难以置信，比如说一个礼是怎么行的，那他会跟你讲，这个礼怎么行的，这个礼的意义是什么。可是他说归说，他写得很少，他读书读得很多很多，什么都知道，这个太让我们佩服了，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他比的。
他初中没有读，后来抗战结束以后就直接考高中了，日本鬼子一投降他就进了高中了。1947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那个时候他20岁，他高考的时候考了六个大学，这个是他自己跟我讲的。他考了六个大学，那个时候大学是一个一个考的，不是统考。他到上海来考，在上海借了亲戚的房子住了两个月，就是一个一个大学考过去。他填报的全部都是国立大学，因为他们家很穷，国立大学不缴学费，私立大学肯定想都不要想的，他就是要考国立。复旦是他选中的第六个国立大学。后来他选择去了北大。
我问过他，喜欢文史，干吗去读北大法律呢?他说没办法，读法律的容易找工作，跟现在一样，但是他说实际上他根本不喜欢法律。他说那时读法律也只不过是读一下，然后应付一下功课，但他功课还是很好的，他说他主要是听北大那些名家的课，他听过胡适的课。
我想，大概他刚去北京的时候，福建口音还是蛮重的，他爸爸已经是讲普通话了，但是那个福建的官话肯定跟普通话是不一样的。他没有说，但是我听出来了，就是北方那些同学有点嘲笑他的口音。到了第二年，他就去专门学普通话，然后加入北大学生话剧团，因为我们老师长得个子高，声音很好，有穿透力的。当然现在讲话是中气不足了，患老慢支啊，支气管炎很久了。我都不知道他演过戏，有一次我到海南去开会，碰到一个张尚舒(音)先生，是比叶老师高两届的北大法学系的，他说回去叫你们叶老师写回忆录，我说干吗，他说我当时是北大学生会组织的话剧团的团长，我们当时演了好多戏，现在要写个关于我们这个话剧团活动的回忆录。我说:这跟叶老师有什么关系?他说，你不知道啊。我说:我们叶老师演过戏?他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我现在想起来应该是这样子的，他普通话这么标准，他上课不用很大的力气，就可以让声音传到教室后排，他这个声音穿透力，是发声练习练过的。
我回来跟叶老师讲，我说人家请你写回忆录。他说我写那个干什么，我说你演过戏啊，他说真的演过的。我问他演过什么角色，他说好像各种都演过的，演过年纪轻的，也演过老头子。他说他第一次上场的时候，好像是演个老头子。他普通话非常好，而且他英文也非常好，他还写得一手好字，叶老师写字写得非常快。
他有一次还跟我们讲起解放军解放北平的时候，北平城被包围了，但北大对学生的服务很好，粮食什么都保证供应的，学校按照人数把粮食发下来。但实际上学校里有很多革命学生都跑掉的，像他们法律系就跑掉二十几个，都跑到解放区工作去了，投奔革命去了，等1949年解放军入城的时候他们就穿着解放军的衣服回到北大。当时法律系这样的人很多，有二十几个。我问:你呢?他说:我没有。兵荒马乱的时候他就看书，他没有去参加。等到新政协开会的时候，他被借调去作会议记录。我说那你还不得了了，见过好多人。他说当时确实是这样子的，他就在黄炎培那个小组。他就记得黄炎培那个声音实在是太难听了，上海话，听不懂的。他说记他的话好累。那我就问:毛主席到过你们那个组没有他说毛主席没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他们是来过的。整个新政协期间他都在那里工作，我说你这个要写回忆录的，可他不要。我们叶老师就是典型的老知识分子，淡泊啊!什么叫淡泊?就是对于这种事情他根本不在意的。
后来他到人大读研究生，毕业以后分配到当时刚刚组建的华东政法学院，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包括复旦的法律系、东吴大学法律系都分出去，成立了华东政法学院，那么他从北京就分到华东政法学院做教师。当时进去以后据说他是最年轻的讲师，那里面全是老教授。他是共产党自己培养的第一批研究生进去做教师。他上课也上得非常好，我们系有一些老先生，像董世忠[10]老师在华政读书的时候就是叶老师的学生。他说你们叶老师那个时候啊，神采奕奕，不知道有多少女学生迷他，当时是很受欢迎的。
我对叶老师说:你一看就不像是一个工农干部的样子，当时怎么会没有被打成右派呢?(笑)这也是运气，其实当时就是拼命地动员他发言，他就是不发言，他实在是个读书人啊。解放以后，政法学院这个地方变成一个部队院校的样子，提倡部队的风格，就是讲话都比较粗，都是直来直去，以我是工农干部自豪，老大粗自豪，而他，一看就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所以那些干部都看他不顺眼，想打他个右派。好在华东政法学院的老教授够打右派的太多了，名额够了，然后要抓他呢，真抓不着什么，因为他没讲话，会上没讲话。所以他很讨厌我的第二点就是嫌我话多，他说你呀话太多了。我这个人，一天到晚随便说话，说话太随便，他一直提醒我。后来华东政法学院就给他定了一个“小资产阶级情调极其浓重”这样一个罪，也没有给他打成右派。后来也没有办法评职称，，整整做了二十多年的讲师。
1958年，华东政法学院撤销了，就变成了上海社科院，他就到社科院工作，他原来是搞法理的，搞法学理论、民法、刑法，1958年以后觉得法律很难搞，因为当时法律没人搞，法学这一科基本上就废掉了，所以他就来搞法律史。1963年，他就写了一篇跟历史有关的论文，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是一篇关于农民战争的，当时只能讨论这个[11]。他在1961年的时候就完成了一项研究工作，是关于中国古代的《唐律疏议》的。过去都认为它是开元年间的，叶老师认为唐玄宗应该立不到这一步，他就认为应该是唐高宗永徽年间立的，是永徽律，写了一个《永徽律疏考》。但非常可惜，这篇文章没有能发表，当时发表不了这种考证性的文章。叶老师就自己油印了几百本，在社科院里发了一下。以后，阶级斗争就起来了，他也就没办法开展研究工作了。
后来就到了“文革”，“文革”当中他也不算反动学术权威，但是也算不上革命，因为他不造反，他算是逍遥派。可是作为教师，还是被学生冲击了一遍。我问他:你被学生斗得怎么样?他说还可以，就是学生有一次抄家，打了他两个耳光，然后把他的一套《鲁迅全集》抄走了。他很喜欢看鲁迅，他说看来鲁迅还没有被打倒嘛，那个学生恼羞成怒就打了他两个耳光。这个我们怎么会知道呢?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正碰上查“文革”当中搞破坏的“三种人”，就查到那个学生，有人到复旦来外调那个学生，他当时在华政据说打人打得挺多的，就让叶老师去作证，问有没有打过他。后来叶老师没有跟外调的人说，只是回来以后跟我们讲，说他确实打了我两个大耳光，然后也抄走了书。但在外调的人面前，他并没有说。
叶老师当时随大流，去了“五七”干校，但时间不长，因为他外语好——外语好的人在复旦不稀奇，但是他外语好，中文又好，这就难得。有很多人外语好，但是中文表达能力很差。说到这个我很佩服陆谷孙先生，陆谷孙先生中文表达太强了，他跟我们叶老师一样，都是那代人出来的，他那个中文表达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带点文言的，不像我们现在用烂了那些成语，他们用典故、用成语都用得非常精到，而且跟别人不一样，句法也跟我们不一样。叶老师也是这样的，他写东西真的是很有特色的，但是他写的东西真的是很少的。这样他就被调到编译室去工作了，这个时候陆谷孙老师也在的，一大帮复旦的教授就天天在那翻译东西，没有稿费，翻译完了也不让署名。翻译的几个主要的东西，我们当时都看过，在内部书店里面都卖的，一个叫《摘译》，把世界各国的文科的东西，都摘要翻译，这个东西非常好的，里面选的国外的那些文章选得非常妙。翻完了以后呢，因为有一些人中文不行，要做中文的润色，就需要较对，叶老师一般就是做统校这一工作，因为他中文好，而且知识渊博，他发现这里面有一点常识性的问题，就马上去查。后来1979年、1980年的时候他自己翻译了一本《英国概况》，署名的。
叶老师因为翻译工作做得时间太长了，到1980年翻译工作结束，才回到复旦国政系的法律专业，结果就是那个永徽律疏考方面的文章，被当时社科院的杨廷福先生抢先发表了[12]。杨先生也是我的老师，原来是上海教育学院的教授，是搞唐史的，当然他写出来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历史这个东西的抄袭或者是参照吧，很难讲的，因为我没有抄你，我抄的是史料，但是这个史料是我先看到的，我先摘抄的，但是又没办法讲清楚的。杨先生是在1978年，我刚刚读大学的时候，发了那篇文章，发在当时吉林的《社会科学战线》上。因为这篇文章，杨先生就出名了。而叶老师那篇文章后来就没发，只在我们复旦自己编的一本《法律史论丛》的小册子上面发了一下，这件事让叶老师很伤心。
后来叶老师另外做的工作就是论《唐律疏议作》，他一辈子搞唐律，原来是准备把唐律作注释、校对，然后再作阐发，结果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做成。因为1983年的时候他发现北大的刘俊文在“文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校对、标点《唐律疏议》了，结果1983年就出版了。那时我们刚读研究生，就去找了那个本子来读，叶老师认为刘俊文做得很好，编校没必要再做了，那么就是要做阐发的工作。阐发就是要弄清楚唐律这一条哪里来的，前因后果是什么。为此，叶老师花费大量精力做资料工作，他做的那些卡片啊，都给我们看，他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但是后来，到了1988年的时候，两岸的关系缓和了，我们又发现，台湾的戴炎辉教授70年代的时候已经写了一本书，叫《唐律疏议通论》[13]，就是叶老师的这个想法。叶老师一看，戴炎辉那个也做得很好，他说也不必做了，所以他做的工作后来都没有继续下去。可能也是因为运气不大好，也是因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最好的时间都被“文革”给耽误了。
后来我们的师兄程天权，也就是叶老师的第一个研究生，极力主张叶老师去申报一个项目，1986年的时候我们申报了一个国家教委的“中国民法史”项目，叶老师和我就开始一起做，那时候叶老师已经60岁了。做到1989年嘛，后来我们师母，我们复旦卫生科的科长，生了肺癌，拖了两年多，1991年去世的，叶老师是“人财”两空，家里太太没有了，为了这个病钱也花得差不多了，真的是命很苦啊!像我们这一代真的是运气比他好。后来唯一的安慰是，我们那本书1993年出版，1995年获得了“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一等奖[14]，1995年获得了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这是首届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研究评奖，尽管说起来这是省部级的奖，但这是全国高校评出来的，具有全国意义。复旦大学至今得了八个一等奖，包括俞吾金老师的一本书[15]、邹逸麟老师的一本[16]。邹老师和我们叶老师很相像，不是滥写书的，他没写几本书，一直帮谭其骧先生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当时他写的是黄淮地区的地质演变，所以能够和邹老师这样的著作相提并论，我们高兴得不得了。整个法学界也只有八个一等奖，整个法史界就我们一个一等奖。得奖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上海人民出版社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不相信，后来学校通知来了，真的是得了一等奖，我代表叶老师去北京领了奖。去的时候我和俞吾金老师同一架飞机去的，去之前我们互相都不认识，后来在飞机上认识的，谈得很投机。
后来叶老师就没有再编书了，只编了一本教科书，这样才使叶老师有了一个全国的声望。但是很可惜，版权是教育部的集体版权，叶老师拿的稿费很低、很低。印数稿酬的稿费是很低的，第二次印刷是第一次印刷的一半，第三次是第二次的一半，依此类推，到后来就不发了。每次稿费都是我替叶老师去领的。那本教材编得不错。
和现在的教授相比，叶老师好像成果很少，只有几篇论文、一本专著、两本教材。但是人的水平不是靠出版物来衡量的，叶老师这种读书人的气质现在的人已经没有了。我一直说只有解放以前受教育的人才有这样的书卷气，解放后再读高中、读大学的人就没有这种书卷气。叶老师的淡定、不争，是我们这一代人学不来的，即使“文革”前评教授的时候他们也不争，也不急着发表文章。叶老师有句话说得好，名利是“与草木同朽的东西”，他对名利场真是看得很淡。我们这一代就不行了，现在的教授很容易粘上匪气、痞气，包括我自己也并不像读书人，社会上混过后留下了痞气。而叶先生的淡定，我们真的学不会。叶先生问我写这么多东西干什么，我都不好意思说我也要赚稿费、要评职称。我们叶老师一辈子就编了这么几本书，而我自己署名的书就出版了25本，只有一本《中国财产法史稿》[17]，我觉得写得还可以，总算对得起叶老师，才敢拿给叶老师看，老师说:“总算还像个样子。”这就是最高评价了。
当时叶老师批改我们的文章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都是用复旦500字的文稿纸交论文，叶老师看完了还给我们:“喏，拿回去，看一下。”我一看脸就红了，文稿纸的两边都是红的，写得好的语句叶老师会圈出来，写错的字、用错的符号、不通顺的句子都会在稿纸的两边改正。我和师兄拿到改好的纸都不敢互相交流，不像我们现在给学生改文章，最多改第一页和最后一页。叶老师改文章是从头到尾地认真批改的，只有一个师兄拿到的稿子一页里只有三四个修改的地方。
叶老师从来不骂人，但我们看到他都怕得不得了。我那个陕西的宋师兄，有一次买了回陕西的火车票，想提前回家，写好了作业但是还没誊写出来。他和叶老师商量能不能第二个学期再交，叶老师淡淡地说:“今日事，今日毕。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师兄回到寝室，搬了桌子坐在走廊里，把论文誊写出来。师兄原来念的是中文系，字写得端正且速度很快。叶老师当时就说我们三个人中才气最好的是宋师兄，当时叶老师想选他留校，但是宋师兄当时要解决父母和太太的户口问题，而学校没法解决，于是回到陕西省委工作。
叶老师看人太准了，我们三兄弟里最早出学术成果的也是他。他去了陕西省委当秘书，在不得意的那段时间里，他用了四年把《二十四史》翻了一遍，在翻的过程中把所有关于户籍制度的材料都摘抄下来做成卡片，最终写成了《中国户籍制度史考》，这个题目至今没有第二个人能做。
我认为我们学校老教授中最像中国传统士大夫、读书人的，有朱维铮老师、陆谷孙老师，还有就是我们叶老师。其他的老先生呢?再找找看，很多已经过世了，像严北溟先生，也是一看就是读书人，但是现在你们已经看不到了，都已经过世了。我当时读研究生的时候，旁听了严先生的一门中国佛教史，那种老先生现在复旦哪里找得到?他讲佛经，佛经里面数字很多的，他就背给你听，从一点半讲到四点半，三个小时停都不停的，他不下课的，就那样子讲。当时给我上课的时候，他已经72岁了，我到72岁还不知道能不能站在那里，他站了三个小时。到我们这一代都不行了，现在像这样子背材料都不行了，他们也不是死背啊，他也懂，不像我们现在的学生，是用一种更加复杂的语言来解释一种更加复杂的事情，这些老先生他们是融会贯通了，可以解释给你听，水平真是高得不得了。
叶老师平时不苟言笑，比较严肃，我们当时都很怕他的。我在读书的时候真的很怕他的，背不出来，他上课又要你讲，我一讲就要出问题。叶老师还有一点就是不轻易下断语，可我这个人，读书读坏掉了，“文革”的时候读的书，所以非常爱轻易地下断语，这个是什么性质、那个是什么阶段，这个是先进的、那个是落后的，他就非常不满，厉声打断，“不得轻易下断语!”“你凭什么这样定性?”我当时真的是怕他。我后来留校，真的是承蒙叶老师看得起我，因为我在我们三个师兄弟里面是成绩最差的，后来我和另外一个老师两个人留校了。后来过了好多年，到了90年代初，叶老师身体已经不行了，也已经快退休了，发了几次病，住院时我去看他，没事就跟他在医院里聊天，这些故事都是他住院的时候聊天聊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