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大学的学运领袖

我是广东人，父母是清末民初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他们比较赞成我进教会大学，因为教会大学的西方文化教育比较好，所以我开始进的是广州岭南大学，岭南大学后来成了中山大学。我选的专业是社会学，因为我母亲当时在基督教青年会做福利事业，我对这个印象很深，觉得这项工作很重要，所以我就选了社会学。在岭南大学读了一年以后，抗战胜利了，整个中国的环境是国共斗争日益激烈，当时我们脑子里就整天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每个青年学子都有这样的思考。当时有三个主要党派，一个是共产党，要搞共产主义;一个是国民党，要维持三民主义;还有一个就是民盟，要走“第三条道路”。当时我们学生受政治影响很大，一边读书，一边到外面看报纸，一天到晚发表见解。当时广州的报纸很多，而且靠近香港，所以外面很多消息经常传到广州。国家现在到底要怎么办?这是一个大问号。为此我就转到政治系去了，但是在岭南大学不叫政治系，而叫历史政治系，历史学、政治学两方面的课程都有。我的选择没错，到政治系后读得很好。

在岭南大学我已经参加学生运动，当时因为我们学校的校车司机、售票员被国民党兵打伤差点死掉^[1]，所以我们要抗议，搞了一次罢课游行，但当时岭南大学是不许罢课的，罢课是不得了的大事情。当时国民党行辕公署就把我们叫了去，说你们罢课在广东历史上闻所未闻，不准我们罢课。我们说不行，你们打伤我们这些人，最后对方因为怕学生运动，就赔偿并且登报道歉，最后事态平息了。但过了几个月，广州又起了一次游行^[2]。所以我在岭南大学，是一边读书，一边参加学生运动，但后来我就感觉到，岭南大学在南方，但革命圣地延安是在北方，我有个中学同学在燕京大学就读，我跟他有通信，他说北平的学生运动比其他地方更蓬勃一些，我想我就干脆转学去那边。中途经过上海，结果碰到一个岭南大学的老同学，他们很多都转到上海来了，他说你就干脆留在这里好了，于是我便留在上海，进了沪江大学政治系。

学校教育带给我们什么影响?第一，岭南大学作为教会大学，它的校训是:教育英才，服务社会。毕业以后要服务社会，这对我们影响很大。沪江大学的校训是信、义、勤、爱，信是信念的信，义是正义的义，勤是勤劳勇敢的勤，爱就是爱人。反复强调要爱人，用爱来挽救人，对我们学生而言，这一点影响很深。第二，教会大学比较自由民主。比如我们校内可以转系，我可以从社会学系转到政治系;又如我们是学分制，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四年没读完可以读五年，甚至可以读六年;还有我们可以试读，你上这门课，觉得不大好，两个礼拜内你可以改选另外一门课。我大学一年级时，因为规定文科生要修一门理科课程，于是我一开始选了生物，可是我觉得生物不怎么好学，都是要死记硬背的，字母很长，记都记不住，而且没什么推理。我就想转学化学，所以上了两个礼拜的生物课就不上了，我跑去听化学，觉得很好，我就转学化学了。第三，教会大学比较注意体育，班级之间、学校之间赛球，赛得很激烈。所以这几个方面对我们后来都有影响。

岭南大学政治系有一位金应熙^[3]老师是从香港大学毕业的，英文非常好，很有水平。他给我们上中国政治思想史课，这个课对我影响很大，他讲王安石变法、商鞅变法，改革是什么样子的，紧扣当时的社会环境。他当时是讲师，比我们年长不到十岁，比较平易近人，大家都说他是亦师亦友，既是老师，又是朋友。他人非常好，可惜前几年过世了。

等我在沪江大学就读时，师生关系也非常地密切，政治系蔡尚思^[4]老师人品学问都很好，我经常到他家里聊天，有次我生病了，他来看我，还烧菜给我吃。当时他上的是“中国思想史”课，并写了一本《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5]，他对我的教育帮助比较大。我在沪江大学读了一年半就毕业留校工作了，因为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党员很少，所以毕业分配时我就留校工作，当了助教，担任政治课老师，开了两门课程——“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当时蔡先生是副校长，但当时不叫副校长，叫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我那时候是校务委员会的秘书，所以我跟他接触很多。当时刚刚解放，教授里面，有的人思想能够接受新事物，有的人却不能接受，所以矛盾就很多，蔡先生人很好，一直在学校里做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