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哲学研究之路
王:那时候您对哲学了解吗?您后来走上哲学研究道路是从大学开始的吗?
刘:我们当时的哲学老师，一位是杨荣国[1]先生，杨先生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很有名气，同时他也是地下党，所以他给我们上课我们都感到蛮高兴的。但有时他不来讲，让一些到人民大学、党校学习过的人来代课，我们就不高兴了，我们就愿意听杨先生讲课。另一位就是李达[2]先生，他是国内声望最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同时也是湖南大学校长，是毛泽东亲自任命的。当时还同意了李达很多条件，例如李达只要找到名教授，教育部大都支持调到湖南大学，于是他为湖南大学找来了很多名教授。我们经济系主任名义上是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他当时是厦门大学校长，但王亚南表示李校长让我来我就来，后来实在来不了，由他的一个学生来代，就是我们经济系党支部书记。当时的湖南大学和现在的湖南大学是两样，在地方大学里面师资力量算是非常强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相当于现在的院士)，湖南大学就有好几位，一般的地方大学一位都没有的。除了李达先生名望很高外，杨树达[3]先生的名望也很高，他是搞金文的。这些人的关系都非常好，都很有声望。我们经济系也有一批名人，例如我们班主任、教我们经济计划的罗章龙[4](当时他改名为罗仲言)，他是李大钊的学生，曾经做过北大学生会主席。他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陈独秀做书记的时候，他是管宣传的。平汉铁路大罢工的实际领导人就是罗章龙，后来他儿子的名字都起了“罗平汉”。毛泽东曾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交朋友，他找到的第一个朋友就是罗章龙，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但是罗章龙后来出了问题，他没有叛党，只是跟陈独秀的关系闹僵了，后来又因为反对王明，就被开除了。当时湖南大学的情况比较特殊，像他这样的人比较多。
我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对哲学有兴趣了，我当时看的主要是哲学方面的书，中国国内这方面的书很少，李达有本《实践论解说》，算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书，另外有一些苏联专家如米丁等人编写的哲学教科书。当时毛泽东推荐斯大林的《联共党史》的第四章第二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之作。斯大林逝世那一年，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文章的题目就叫《最伟大的友谊》，现在毛选里面没有，当时谁都知道，因为是在全国发表的，他文章里面就讲到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要学习《联共党史》，说《联共党史》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经他这么一肯定，这个就成为理论模式。当时强调阶级斗争，突出表现在“反右派”斗争，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当时因为是解放初期，不批判这些思潮，马克思主义就占据不了主导地位，这些批判就是让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应当说效果是较大的。但也有一些问题，当时对于西方哲学基本上就是全盘否定。
王:您大学毕业到财经出版社工作后，怎么会想到考人民大学哲学副博士?
刘:我大学毕业后到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任助理编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讲“向科学进军”[5]，都提倡进一步深造。我也觉得学的东西不够用，就想再读一点书。当时只有三个单位招收哲学副博士: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就这三家，其他大学哲学系都没有招。于是在1956年年底，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副博士，当时很没有信心，因为我不是搞西方哲学的，我是搞经济的，考经济还差不多。但当时西方哲学对我有些吸引，主要就是批判实用主义。受这个影响，我就看了一些西方哲学的书，当时英文版《西方哲学发展史》主要有三本，一本是Thilly的，一本是Weber的，还有一本是Rogers的[6]。三本书我都看了，那个时候年纪轻，看了就大体上能记下来了，到人民大学考得还蛮好，就考上了。整个人大当时只招了三个人:一个是中国哲学，一个是西方哲学就是我，还有一个是法律。这样我就离开了财经出版社。
王:您在人大听过哪些老师的课呢?
刘:当时我们的课都是在北大上的，我听过冯友兰、金岳霖、任华等人的课。金岳霖和任华原来都是清华的，后来到了北大。北大的教授就是贺麟、郑昕。郑昕是研究康德的，他可以说是中国头一号康德专家。冯友兰的研究则是沿着美国新实在主义的路，学西方哲学的人知道，美国有一个新实在主义学派，冯友兰的思想就是从新实在主义来的。他有六本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知言》、《新世训》、《新原道》、《新原人》，六本书构成一个体系，在中国哲学家里面，像他这样有一个完整体系的很少。1956年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他就挨批判了。贺麟也挨批判了，因为他写过一篇文章，讲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观点不一定都是敌人的观点，有时一些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可能是唯物主义的老师，他们之间的斗争，不在“大炮射程以内”。冯友兰还讲“抽象继承法”，就是西方和中国传统的哲学理论，我们不是具体地继承，把具体的意义取掉，剩下抽象的意义，这个意义我们是可以继承过来的。这个“抽象继承法”在当时是很有名的，后来就批判他。
我刚刚进人大就遇上反右，我这个人什么话都敢讲，什么事都敢做，这个就是“右派”的苗子。但因为我到了人大后，既不跟本科生在一起，也不跟研究班的在一起，也不跟教授在一起，我一个人住。这样当时的一些批判就都逃过去了。我这个人，跟我相处了两天就知道，我的嘴巴比较快。
问:当时您在人大的导师是谁?此外还有哪些您敬佩的老师?
刘:当时我的导师名义上是何思敬[7]，他是解放区非常有名的党内学者，是延安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曾给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领导人讲过课，他的女婿就是外交部的黄华。我在人大时他很少具体管我，就请苗力田[8]来代管，但苗力田当时还是讲师，按规定不能带研究生。苗力田这个人很不错，他研究古希腊罗马，对于古代哲学史非常熟悉，做学问很踏实，我很敬重他。但有时与他也有不同意见，我喜欢写文章，当时写西方哲学文章的就这么几个人:我、吕大吉、陈启伟、朱德生、杨祖陶。苗力田他就很不以为然，说你写什么文章，你读你的书，这些文章都没有必要写。他有他的理由，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悲剧，因为他虽然很有学问，但留下来的科研成果不多，不过他晚年曾组织编译《亚里士多德全集》，受到好评。我在人大时他也没有具体管我，也很难管，因为我的兴趣与他的专长不尽相同。他曾主张我研究古希腊罗马，因为当时我正在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一个英文新译本，还写过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文章，但我当时并不想专门研究亚里士多德。
我当时写文章是碰到什么写什么，1958年“大跃进”时，我曾和哲学系的师生下乡劳动，从乡下回校休假几天就能写出一篇文章来。当时提倡年轻人要解放思想，敢于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当时批判冯友兰、贺麟的文章较多，我也写过。我还写过一篇批判洪谦[9]先生的文章，发表后我就后悔了，洪谦先生是一代名家，当时是北大西方哲学教研室主任，他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他的老师是施里克，所以他非常有名望。我当时对他的批判纯粹是“打棍子”，简单地说他的观点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那时候大家都这样做。好在洪先生对我很宽容，记得我那时得了关节炎到小汤山疗养，正好洪先生也在那里，我向他表示道歉，他毫不计较，使我很是感动。
北大教西方哲学的熊伟[10]先生，我也是很敬佩的。熊伟先生是海德格尔的学生，由于顾忌较多，他写的文章比我们年轻人写的还要保守。“文革”结束以后，北京大学有个黄封面的《现代西方哲学讲义》，里面讲到有四个流派: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就是熊伟写的，每讲几句话就要批判，不批判不行，因为有些人要抓他的辫子。熊先生曾讲过海德格尔理论的一些内容是不可说的，后来就有人反对他当博士生导师，理由是既然你说海德格尔不可说，那你怎样对研究生说话。这说起来荒谬，但确是事实。那时评博士生导师比现在要严得多，申报人必须要有真才实学，要有这方面高水平的著作。很多名人都因为没有专著而没有通过，例如杜任之先生是党内元老，解放初期做过山西省财政厅厅长，但后来官越做越小，1980年代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他也申请评博士生导师，但被评议组否定了，理由就是著作不够。又如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也没有通过，因为他写得最多的是战地新闻报告，没有学术专著，当时是卡得很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