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门”人生

我的人生就是所谓“两门”，一般的人有“三门”，而我除了学校还是学校，出了家门就是校门，所以我的人生经历是比较简单的，没有什么传奇的事，很平淡，实际上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在念初中的时候——我很早就念初中了，1938年就念初中了，那时候虚岁才12岁，周岁10岁多一些，我就以同等学力考上我们那个初中。初中念的时候太累了，因为当时家里很穷，我父亲在当职员，当录事，就是抄写员。他白天抄写完不成任务，晚上就带回来我给他抄，我字写得还可以，所以我就帮他干活，每天晚上搞到十一二点，一早起来又要读书。可能是太累了，所以就得了疟疾，这是传染病啊，打摆子，我还是恶性疟疾，没办法，就只好休学了。休学了两年，实际养病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另外那一年半，是我父亲不让我上初中了，因为当时初中在乡下。日本人的飞机老炸城里，初中就搬到乡下去了，我读的时候还在城里，到了我想上学的时候，已经搬到乡下去了，我身体不好，乡下绝对不能去。我父亲就让我跟一个清朝的举人，先是跟一个举人，后来那个举人死了，就跟个拔贡，当时举人、拔贡^[1]是不得了的啊，在我们家乡就只有一两个，所以我的文言文还可以。我就是用文言文写作，四书是全部读完了，五经就是《易经》没有读，那个老师说《易经》你就不要读了，太早了，你读不懂，我现在来看呢，还是读不懂，确实太难了，就是念那些老东西，念《古文观止》，所以现在所谓的国学还有些根底。因此我搞中国法制史的话，比较得心应手，那一直下来就是搞中国法律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就搞这两个东西。

我高中毕业以后，当时是解放前，像北京、上海一些名校，就只有在上海有招生，在福州没有招生，我是福州人。当时是1947年，我就从福州坐轮船到上海来考大学。当时因为没有把握，那时考取率很低，只有百分之三四，历届还有没考上的，所以我想多押几“宝”吧，既然到上海是来专门为考学嘛，就多考几个学校，所以我就报了几个学校，结果就考上了复旦、中山、厦门，还有北大，考上了四所学校。后来比较一下，感觉北大最好，所以我就上北京了。

后来我在北大1951年毕业，1953年从人大毕业，当时是保送的，保送了十几个人进人大念研究生。人大毕业以后，就调到上海来，进入华东政法学院，一直待到“文化大革命”，到了1972年，才转入复旦。当时是上海高校的调整，张春桥说“大整大变”，我就调到了复旦。当时还没有法律系，就在国际政治系，在编译组搞翻译，但是也是“拉个黄牛当马骑”，我们又不是外语系出身的，当然英语看看还是可以的，翻译的东西后来出了几本书，当时是用集体名义出版的，但最后是由我统校的。

后来1981年，法律系独立出来，成立法律系，以后我就在法律系一直搞中国法制史研究。我在人大学的专业是法理，法史是我的第二专业。到上海以后，法理有人教了，可法史没有人教，我就教法史。先是教外法史，在华东政法我一直教外法史，后来到复旦以后呢，就让我挑，是搞外法史还是中法史，那我说让我挑的话，我就还教中法史。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中国的文史很感兴趣，要搞法史是很难的，你要是搞外法史呢，非得在那个地方住上个十年八年的，最少也得三五年，不但要精通那边的语言，还要知道那边的风土人情，对当地的文化传统你才有切身的体会。对外国的体会我是没有的，但对中国我是有切身的体会的。

要是华东政法、北大、人大这些学校比较起来呢，当时我最向往的还是北大，我觉得北大还是比复旦强一点，尽管北大的法律系也不太强，真正的强项还是文史哲，这跟复旦一样，复旦的法律系也不是很强的，文史哲都是比我们法律系要强的。这三个学校比较起来呢，北大，我当时就是喜欢它的那个风气，我当时考进去的时候是胡适做校长，那真叫所谓自由的风气，要求独立的思想，很散漫，学生只要书读得好就可以，别的都不管，课余的时间很多，所以我在北大就旁听了很多名家的课，像朱光潜，还有翻译家卞之琳的课。但是我说这些都是解放前，解放后呢，就是一个模子，都一样了，但是比较起来，北大还是比复旦要强一些的。复旦应该说是在综合性大学中在南方是属于最好的，但是可惜的是复旦最强的系也不是法学，这个也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