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是沦陷时期的复旦“补习部”
我进复旦的那个时候，进大学不像你们现在这样，是个“国家大事”。当时就是小孩子进个学校，只要有两个因素，首先要愿意念书，第二个还是家里要有条件。当时进大学的人少，一方面是因为不想念书，要么就是没钱，家里生活困难，那是很简单的事情。跟你们现在想的可能是不一样，你书念得一般的话，只要愿意进也都可以进的。当然那时候也有考试什么的，但不是很难。如果要说我选择复旦有个理由的话，那么离我家近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许多大学的师生内迁到重庆，只有一部分留在上海，复旦的一部分从江湾本部迁至当时的“租界”内坚持教学，所以留在上海的学校当时只有圣约翰和复旦两个，是沦陷区里头比较好的两所学校，所以我就选择了复旦，也没有那么多原因。
当时复旦的很多系都是留在上海的，如法学院、文学院、商学院，大概还有理学院。当时上海和重庆的两个部分也没有明确关系，主要的就是在重庆北碚，抗战结束以后两边合并的时候，上海这边留下的就叫“补习部”。老校长李登辉留在这里主持工作，因为李登辉校长是归国华侨，德高望重，而且会讲英语，在租界办事容易些。有些老师家里负担重的，也走不掉，就还留在那里。学生也不能全部跟着走啊，老师们也要照顾他们。复旦内迁的时候我还没进大学，还在中学呢。我家离复旦当时比较近，我家就住在愚园路，复旦校址是在英租界的赫德路(今常德路)上一幢老式洋房里，很简陋的，三层楼，真的是住家的房子。以前这幢楼大概是供两兄弟居住的所谓双楼，有并排两扇大门，门内各有一条楼梯，但当时已经打通成了一幢楼。作为一所大学，那里实在十分拥挤。每到一堂课结束，全校学生同时调换教室的时候，那两条楼梯上上下下的人流是任何新开张的百货公司也无法比拟的，连门前的一小块水泥空地上也时常人满为患。
我第一年念经济系。当时也没什么太多考虑，一般念书的话，出路比较好的系是经济系，经济系在各个时代都是比较热门的，跟生活比较接近一些。那时候上课大多在大教室里，跟着人流在两条楼梯上拥上拥下，挤了一年。第二年，倒不是因为怕挤，而是拗不过自己的喜好，转了外文系念英语，我对外语比较感兴趣，也是一般性的，比较喜欢看文学作品，也没有很明确的想法。第二外语念法语，是因为我中学是在震旦念的，那是一所天主教学校，学法语比较普及。当时震旦中学初中部的主任是龚品梅[1]，龚品梅很厉害，也是个知识分子，后来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太平洋战争以前，租界还不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人进了租界，租界也归他管了，外国人都进集中营去了，那个时候就需要开始念日语了，升级必须得念的。我当时是高中一年级，日本人到学校来教日语，我就说我不高兴念，家里面也没有人管我，那个时候对日语反感得很厉害，所以到大学第二外语依旧念法语。
我进大学的时候，外文系那一届只有五六个学生。因此，除了公共课外，专业课都放在楼后“搭建”的一“串”教室里上。称它一“串”是因为只是孤立的一间教室，上下三层用建在室外的铁扶梯相连。教室虽小，光线却很好，而且相对安静，闹中取静，很叫人有受优待的感觉。因为学生少，课程大多隔年轮流开设，实行真正的选课制，因此上下一两个年级的学生都会选在一起上课。但即使这样，人数也不多，不同年级的十来个人聚在一起正好相互熟悉，结交朋友，大家关系比较密切，也不是很清楚自己是几年级，你现在问我是哪一届的我就回答不出来。
我们班上当时一年也就是十个学生不到，但是人才也照样出了不少。我们班上那时候比较激进的有两个人，一个现在叫王殊[2]，原名王淑萍。王殊是在复旦学英语的，建国以后他就做新华社的驻外记者，朝鲜战争的时候著名记者魏巍是新华社的驻朝记者，魏巍之后就是王殊在做，然后做新华社驻德国的记者，所以中德建交他起了很大作用。当时联邦德国是资本主义的典型国家，是比较敌对的，但是因为王殊当时在德国做记者期间跟上层有很多的交往，就建议怎么做他们的工作，把这个口子打开。经他建议之后，经过毛主席、周总理的批准，就开始进行中德建交的谈判。谈判成功以后，王殊就是首任驻德大使。我们还有一个同学就是顾亟[3]，原来也不叫这个名字，叫顾克平。顾亟后来做了驻西萨摩亚的大使，这个国家现在好像就叫萨摩亚，是太平洋里面一个岛国。这是我们班两个大使。我还有个同学叫王寿彭，后来改名叫王央乐[4]，已经过世好几年了。王寿彭在建国之后搞西班牙语，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研究西班牙文学的领军人物就是他。
学生少，教师自然也少，只有三位。一位是外教，她是其他系一位教授的美国夫人，为人直爽，说一口美国英语，用左手在黑板上写字，使我们感到很新奇。当时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其他外国人，我们会些口语，当然应该归功于她。另外两位教文学课的是顾仲彝[5]教授和周其勋[6]教授。顾先生是戏剧家，当时是系主任，后来任上海戏剧学院解放后首任院长。他教莎士比亚和英国文学，每讲到与戏剧专业有关处，总会自然流露出自己的热爱和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使我们受到忠诚于专业工作的洗礼。特别是一些爱好戏剧的同学，更觉得受益匪浅。我们那一级有两个同学是跟我们系主任顾先生搞戏剧的，一个是前面说的顾克平，还有一个是汪培[7]，汪培现在还在上海，后来搞地方剧，都是很有成绩的。汪培就是跟系主任顾先生搞戏剧的，搞戏剧的老师带出了一个搞戏剧的学生。汪培是1940年就入党的共产党员，在复旦念书期间一直做地下工作，参加学生运动。他从当年就在校内从事戏剧活动，毕业后在上海从事戏改领导工作，领导创作了沪剧《罗汉钱》和淮剧《王贵和李香香》，曾经获得大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戏剧改革工作。
周其勋先生则是令同学们感到更亲近的教师。他教的课侧重在诗歌和欧洲文学方面。他向往的是诗歌中体现出的诗人的崇高思想境界。他在课上没有什么长篇大论，主要是带领我们念华兹华斯，欣赏称颂“简朴的生活，崇高的思想”的诗句;带领我们念希腊悲剧，讲希腊人观念里的自由和宿命;带领我们念歌德的《浮士德》，感受浮士德对生活的热爱，体验生活的强烈愿望。他的话不多，但都出自内心，所以我们也就随着他感受到优秀文学的熏陶，心灵得到提高。正是这种心灵的交流，使学生感到周先生亲近。院系调整中，周先生调到广西师范学院任教，曾任系主任、市政协委员。很可惜的是，因为路远，以后再没有机会能见到他。
我们当时的课外活动也很丰富，有的搞学生运动，搞地下工作。像我呢，那时候离家里比较近，学校也没有住宿的。我上完课就待在家里，那时没有什么社交活动的。但是同学关系都是最纯洁的，当时敌占区环境下以及后来国民党回来后的同学关系，更有一个特点是相互信任。要是有什么学生运动、组织游行以及谁要到解放区去等情况，尽管“亲共”、“通共”当时是天大的罪名，对一般同学却是不用保密的，大家都知道，我也知道。因为有什么混进学生中来的敌伪分子、三清团员等早就被孤立起来了。在同学中间，地下的实际上在地上，当权的和他们派进来的已经两眼一抹黑，不能有什么作为。什么叫“人心所向”，这段时间在学生中间表现得最为明白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