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人工合成胰岛素

迪、常:您能回忆一下当初参与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的过程吗?

李:1958年“大跃进”以后，毛主席就提出来要研究几大起源，其中一个就是生命起源。生命起源当时怎么入手去研究?当时就是由恩格斯想到蛋白体是生命存在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合成一个蛋白体，那不就是合成生命了嘛，来研究生命怎么起源不是很好的一个办法吗?当时“大跃进”不是敢讲敢说嘛，我们专业也刚刚成立，所以就画了一幅漫画，画了一个试管，试管里面一个箭头跑出来一个婴儿。试管里面能合成一个生命，生命就代表一个胖胖的小孩。毛泽东去参观这个展览会，就很称赞，最后就开始把这个项目搞起来了。北大、复旦、科学院生化所、科学院有机所四方合作，大家一起分工来搞，当时我们的确不知道怎么搞，我们都是刚刚转过去的，实际上就是用化学的办法来合成蛋白质，当时选择最简单的蛋白质，因为这个蛋白质的结构搞清楚了，就是胰岛素。为了特地搞这个，就把我从北大调回来了，我那边还没有完全结束，只学了一年多，就回来了。

迪、常:是1959年到1961年是吗?

李:对，对。回来以后就在搞这个工作。一开始，的确我们这些人还是基础不够，另外就是科学研究以前也没好好搞过，以前都是研究鸟类，形态分类这些东西，真正这个工作那时才刚刚学了一点，搞这么大一个项目还是没经验，尽管我们是大家分开各搞一段，然后总体再合成胰岛素。这个东西搞起来大量地用学生，学生24个小时都不休息的。我作为这个项目负责人基本上也不太睡觉的，都在实验室打打瞌睡就算了，的确是不容易。一方面是没经验，另一方面我们的科学态度很成问题。因为胰岛素的合成一步一步很复杂，它是各种不同的氨基酸组成的，每合成一步都有一个很复杂的步骤。当时头脑发热，没有那么严谨的科学态度，冲上去再说，接上去再讲，没有每一步很细致的分析，两个氨基酸合成变成二肽，二肽变成三肽，再进行分析，我们这些分析都没做，接上去再讲。很快我们就完成了，“大跃进”嘛。我们也没经验，那么这次合成很快就上报我们这部分完成了，学校一听我们这么快能完成，当然很高兴了。

当时胰岛素是打“中国牌”的，因为是北京、上海地区高校、科学院大家合作搞的。复旦当时也是头脑发热，很想搞个“复旦牌”，既然我们这个片段这么快能完成，为什么我们要和别人合作，我们自己独立搞好了，的确是领导和我们自己都有些头脑发热，最后搞了“复旦牌”。因为要搞“复旦牌”，党委就规定我们实验室要保密，不许和科学院交流。而科学院的人都是我们的老师呀，原来系主任也是科学院的来担任的，就不仅不准他们进实验室，还不准他们进校门，就搞得关系很紧张。最后报是报了，实际上科学上是站不住的，没有研究的分析数据，过程都没有。后来，科学院一看我们搞，也急了。我们搞到第二个星期就筋疲力尽了，做不下去了，钱也没有了。当时领导就讲，我把我的军大衣卖掉也要把这个项目支持下去，那么大的决心，但是还是支持不下去。另外，我们要靠学生的，而学生要毕业，也没有办法支持下去，所以我们只能作为一个教训。但最后我们国家的胰岛素试验是成功了，差一点就得到诺贝尔奖了。

迪、常:您当年在复旦求学时，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或者印象深刻的事情?

李:那个时候我们有门课叫“比较解剖学”，就是从低等动物学解剖做起，一直做到高等动物，做到人。比较解剖，要观察骨骼器官系统进化的过程。这也是医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这个解剖课程最难的是骨骼，骨骼系统中最复杂的骨骼是鱼。当时怎么来记住鱼的骨头呢?老师在黑板上画图，一块一块讲各个骨头叫什么名字，非常复杂，我就头昏脑胀。后来怎么办呢?那时候学生吃饭是不要钱的，伙食费是国家给的，我们吃饭的时候就专门去抢那个鱼头，一块鱼头摆在台子上面，这块骨头叫什么，那块叫什么，大概是这么学的，这样学的印象非常深刻。鱼的头骨搞清楚了，到学习人的头骨、骨骼时就很简单了。学习人的骨骼时，我们就把骷髅头和骨头搬到宿舍里(哈哈)，就很容易就记住了。

我们读书的时候，都是经常到老师家里面去的。谈先生家里，他夫人、小孩我们都很熟悉的。那时候学生少，师生之间关系就更紧密一点，学生到老师家里面和老师聊聊天、问问题，都很习惯。那时候我们做动物学实验，要做解剖，做鱼的解剖，我们把鲫鱼解剖以后又没有用药水，这个鱼完全可以吃的。我们就一起跟老师讲，“这个鱼给我们了”。老师问，“你们拿去怎么办?”我们讲:“到你家里面来烧。”(哈哈)平常都很随便，大家都很亲密，平时的沟通很重要。我记得当时带我们实验的一个女老师，我们到她家里去烧鱼，烧完以后我去刷锅子，就闹大笑话了。她灶台旁边放一个痰盂罐，里面有一个刷子，我就拿他来刷锅子。她过来看到以后闷头大笑，笑了也不肯讲。那时候的师生关系，就是和朋友一样，没有什么隔阂(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