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语+英语的双语助教

学校从重庆搬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大四了。复旦搬回来之后的景象是完全不同的，一时之间可以说是名家云集。举例来讲，洪深^[8]，戏剧专家，是复旦外文系的教授;孙大雨^[9]，莎士比亚专家，孙大雨本来也是在上海的。当时的系主任是全增嘏^[10]，他虽然不大在外面活动，但是圈内的人提起他都是很尊重的，后来他去做复旦哲学系的教研室主任了。我记得解放以后最初一段时间还没有用他，后来哲学系要开始搞西方哲学了，就来请他。复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的，后来就是他带出来的一批学生。外文系当时还有萧乾，萧乾也是复旦的，是名作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基本上呆在国外，做《大公报》的驻外记者，你看他用外文在英国出版的书有一大摞，文章写得挺好的。还有好多呢，多得不得了。

我1947年毕业之后就在一个外文补习班教课，稍微找些事情做，然后到北京去工作了一段时间。到1949年初，我们复旦外文系有个助教到法国去留学，那么就有个名额空出来了，有比较关心我的同学告诉了我，我去看了一下系主任全先生，然后全先生就带我一起去见章益^[11]校长。章益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解放以后到外文系做教授。章益校长人很能干，也喜欢文学，《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小说是他翻译的，现在用的通常是他译的本子。章校长那个时候很客气，就对我说“多帮忙啊”。于是我就留在复旦外文系做助教。

我在复旦做了好多年助教，我刚进来当助教的时候就跟着全先生改本子，有很多后来很有名的人，我都改过他的作文本子。我是个比较不善于工作的人，当时系里面也没什么事情，每个学期有一件最大的事情，就是跟系主任两个人安排谁上什么课，包括给不给他上课、上多少课，那都是系主任跟秘书两个人管。其实主要也就是系主任决定以后，我记录下来，然后过一段时候要开个系务会，通知一下大家，跟现在是很不一样的。现在有些事情都制度化了，那个时候比较人治，效率其实也比较高。

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开始学俄语。1951年，我就到北京念俄文去了，念到1953年回来教书。那时候还是助教，到了1954年就做了讲师。我最早做助教的时候就讲讲公共俄语什么的。俄语教学有很多阶段，设专业的话就比较复杂，应该说我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是一段有专业的时间，全校的俄语是公共课，因为一个俄语专业当时实际上也是一个系的工作，那我也是一直做秘书，一边上课一边做秘书，当然那时候事情也简单，所以有很多时间，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要进修，你说念了两年俄语就要吃它的饭的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外国教师多是白俄的侨民，上海白俄人挺多的，有的白俄人有点文化基础的，也有一些就没有，每个学期都有教师来，就要跟他介绍情况，讲讲怎么上课;同时要学习他们的语言，就是跟他们一道工作的时候学习，那是1953年的事。

1958年，苏联专家来了，我就给他们当政治课的翻译。那个时候政治课当然重要得不得了，讲错一句话就是不得了的事情。但那时虽然重视，比起后来那种形式主义，还是要好一点。苏联人当然很严肃，平时上课如果他们按稿子讲，我们就比较容易，但是他有时讲到稿子外面去，我们就要很注意。到后来他们平时也忙，其他工作也多，大概有的时候稿子来不及写，就麻烦了。有一次他们去讲《反杜林论》，又没有稿子，像这种全是理论的，那也得给他翻，临时就翻。所以当时我的俄语实际上已经比英语要熟练了。但是后来上面的意思又讲复旦不搞俄语了，虽然全国范围还是搞俄语，但是英语总得保留一块阵地。复旦本来就是英语比较好的学校，因此这个上面定了，但不是公开宣布的。杨西光那时候就说，俄语不要太重点发展了，就是为了将来搞英语。好，他一说，复旦俄语专业到1958年也就停了。但是这样一来，教师又缺了，因为大家又全搞俄语去了嘛，所以我又转向英语了。那个时候的学生都是一下学英语，一下学俄语，弄得很无措，我做教师也是一下教英语，一下教俄语。后来大家都说学俄语吃亏了，走了弯路。我倒觉得学俄语对我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