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孟闻与谈家桢教授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复旦师长
迪、常:您在复旦求学和任教期间，对您影响最大的师长有哪些?他们给过您哪些影响，可以和我们谈一谈吗?
李:最早我还在复旦读书的时候，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系主任张孟闻教授。他后来被打成右派调离了复旦，到东北师范大学去了。我一进复旦就是在他的课上当课代表，我还是“帮助”他的重点小组组长，专门“帮助”他改造思想的。他是民主教授，解放前是一位无党派的民主人士，敢于提意见，很正直。过去上海的教师联合会联合起来“反饥饿反内战”，他也是领头人物之一。在复旦的民主广场——现在那个地方好像被拆掉了吧?就是那个小桥流水那边[6]。解放前学生集会的时候，他是民主教授，也坐在那个草坪上面，他说他一直对国民党不是满意，所以反内战、反饥饿这些他都参与。学生在那边讲话，结果要教授讲话，他坐在前面那个矮凳子上面嘛，一个学生在后面把他一推，他人就站起来了，一站起来，学生就鼓掌，他就站上去讲了。他本来是不准备讲话的，后来他就很有名了。所以解放前国民党就要逮捕他，国民党公安局档案里公布的有他的名字，也要把他杀掉的。他就是这么一个教授，我对他很钦佩的，觉得这个人很正直，敢于讲话。
解放以后，他的确也很敢讲话，但这个敢于讲话炮口不是对着国民党，而是对着共产党了，方向不对了。有些事情，他是受人利用了。解放以后很多特务、反革命，很复杂，逮捕了一些人。因为他是上海市的人民代表，有些人就去找他告状，说是受迫害的，是无辜的，那么他就要出来帮人家讲话，而实际上有的让他帮着讲话的确定是真正的反革命。另外一个就是当时提出来要全面学习苏联，他反对。那么这些问题就变成政治问题了，就被打成右派了。全家搬到东北以后，爱人自杀，女儿得了精神病，儿子游泳溺死了，很惨的一家人。他后来平反了，他是被错划成右派的。应该讲他不是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有的言论也不是讲得不对，是当时形势不对。
我原来没有分配在复旦的，我不愿意留在复旦，喜欢自己去闯一片新天地。当时我的分配方案我都知道了，所以我就回老家去了，但是回到学校以后才得知张孟闻教授一定要把我留下来。他说我对他帮助最大，一定要把我留下来。当时我就向学校党委反映说我不愿意留下来，我还是想到外地去，想自己去闯一番事业去。党委书记就批评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复旦培养了你，你对复旦一点感情都没有?张孟闻先生是民主教授，又是市里面的人大代表，他的确让我感觉到人应该怎样正直、公正地来处理一些事情。不管你是什么人，不对他就要讲，这点我的确是很佩服他的，对我影响很大。我当时做实验室的工作都是他指导的，最后那个动物学的论文——1959年的那个动物学的论文[7]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实际上我毕业以后的指导教师也是张孟闻老师。
后来对我影响很大、我最敬佩的就是谈家桢了。过去他是系主任，我们和他的接触平常并不多，真正的接触、交流不太有机会，但是“文化大革命”创造机会了。“文化大革命”时第一张写谈家桢的大字报就是我写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还在农村学习，“文化大革命”起来了，党委派人叫我写大字报，当时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各个系科都要搞出个代表人物，来扫一扫。谈家桢树大招风吧，当时我兼总支副书记，又分管教师工作，分管教学科研工作，叫我回来给谈家桢写大字报。我就想:写他什么东西呢?第一张大字报就写了“谈氏小朝廷”:谈家桢是个菩萨，下面有比我还早一辈的“四大金刚”[8]，再下面是一帮同我年龄差不多的、比我稍微小一点的人，加在一起，就是“谈氏小朝廷”。这个大字报出来以后当然很轰动了，党委那边说不对，现在不应该讲反封建，现在是反修正主义、反资本主义，就提出来我们学校是社会主义的，遗传所是个资本主义孤岛，那么就和“牛鬼蛇神”的这个资本主义挂起钩来了。所以第二张大字报“遗传所是个资本主义孤岛”这个题目就出来了。
两张大字报写了以后，不仅是谈家桢一个人了，把整个遗传所都挂进去了。谈家桢被打倒了，我自己也被打倒了，我们两个都在一个生产队里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劳动改造。在一个生产队里面，他住在一户人家，我住在另一户人家。他那户是最贫困的一户人家，条件最差的。他那时候很辛苦，我们劳动的时候在一起，同学习，同批判，同劳动，反正像农民一样。谈家桢在农村还继续受批判，他是最大的一个“反动”权威。正好我们生物系有个教改小分队，组织为人民服务，我跟谈先生分配在一片。
我记得我们每天都要去查玉米地的米虫，搞清楚这个虫害的发展情况怎么样。有一次去查，一个红卫兵，再加上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我们四个人一起。最后检查搞得太晚了，因为我们住地比较远，就没地方吃饭了。我就和那个工宣队的人讲，我们吃饭也来不及了，找个小饭店去吃吃吧，工宣队的说好啊去吧。去吃饭的时候我就跟谈家桢讲，“谈先生啊，今天你请客”。因为当时毛泽东已经点名解放他，他当然挺高兴的，他特别欢喜有人跟他讲话了，因为大家都不敢理睬他，我竟然叫他请客，他当然一口答应，说“没问题，没问题”。然后我们找了个小店，我就给这个工宣队的师傅讲了，“今天谈家桢请客”。那工宣队的一听，就拍台子了，当场就批评谈先生，他说:“你还敢拉拢革命小将!还想拉拢我们工宣队、我们工人阶级!”他站在凳子上面，要批判谈先生。哦，我被搞得很狼狈，是我的原因造成的，我不叫谈先生请客就没有这个事，结果很高兴的事情搞得很不开心，我也感觉到很过意不去。吃了饭，大家就回到生产队去了。回去的路上我跟谈先生讲，“实在对不起，今天是我闯的祸，让你白挨了一次批评”。他说“没关系的，我挨批斗都批惯了”。他一点都不在乎，这种小场面他见多了，大场面都见过的。
“文化大革命”以后谈家桢要我同他一起恢复重建遗传所，我不愿意去。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学术同政治混在一起，老是跟着政治情况变来变去，所以心里面感觉这个地方很可怕，是个是非之地。另外谈家桢这个人呢也是一个“炮筒子”，一提意见就一直提到中央，搞得好没什么，搞得不好就会惹来麻烦，党委肯定要批评的，所以就感觉这是个是非之地呀，不敢去，不想去。
第二个，我就感觉他的大字报也是我出的，怎么去共事呀?但也没办法，党委决定，谈先生又要求，指名道姓地要我去。我很不开心、很不情愿地去了。去了以后，谈先生就找我谈心。那两个原因我就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了，告诉他我真的很不想来。他听了后就特别讲大字报的问题，他说这不是你的责任，我知道你们是按照组织规定，听组织的话、听党的话。他说现在中央都承认错误了，你个人嘛，认识到就行了，又不是你的责任，是中央的错误。我被他讲得没话讲，感觉他这个人气量真的很大，毫不在意，能看到大局，会团结人。谈先生的确是全力以赴啊。他对我讲:“我名到顶了，利也到顶了，我求什么?我求的是事业，要把这个事业发展，科学事业要发展。你是老党员啦，我不是党员，我还拼命为事业奋斗，你还讲得过去吗?”这个的确是大家谈得都交心了。后来我就跟谈先生讲，“我既然来了，我一定会好好干”。他说，“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
谈先生对事业的追求，我的确是很敬佩的，他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他经常到北京开会，跑各个部委，他都是亲自跑的，那的确是感动了我。所以，干了五年，目标完成了，该送出去的都送出去了，也回来了。实验室建设也争取到我们复旦大学的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也争取到钱，所以国外回来的人也很高兴，感觉到遗传所的条件变了，一些基本的工作可以做了——原来做基因工程没有这些硬件条件，根本不可能做呀。这个方面确实谈先生是全力以赴，我举几个例子，当时零下20度以下的这种冰箱不能进口，但是实验要求是零下80度，必须进口。海关不批准，谈先生就带着我去跑海关。海关总署署长听过谈先生的大名，说:“谈老，你们什么事情呀?”谈先生说:“我就要个冰箱呀，就为了台冰箱，很小的事情，我不得不来找你们。”那海关总署署长拿个条子一批，就解决了。谈先生为了台冰箱都这么跑，其他重大的仪器，那当然都是他花了非常大的力气，甚至挨了通报——不是通报表扬，是通报批评，两次都违反了外汇管理条例。这个批评我们都没有给谈先生讲，过了很久才告诉他。他的这种精神，除了科学真理的坚持，还有对事业的追求，非常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