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有自己的语言学

语言学史，对我来讲呢，也是个大事情。应该说，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语言，自古以来，也有对语言进行的研究，有语言学史。可是我们中国古代只有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没有语言学史，我念书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课。教课的人就讲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把语言的三个部分分开讲，就像文学讲诗的学、词的学，或者曲的学。但是文学一方面研究诗、研究词、研究元曲，唐诗、宋词、元曲都有，还有文学史，但语言学史没有。我后来上这个课，就碰到了一大堆问题。当时语言学界还有个观念，说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像北大的王力先生，他写过一本《中国语言学史》，但是他书里面开头就讲，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只有语文学(笑)。那个时候我看了他的书，就感到有问题。我就先后在《中国语文》和《复旦学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我的看法。他受西方的影响，因为西方的语言学从语法开始，中国古代的语言学，是研究文字、音韵、训诂，语法一直到清代末年才开始研究，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也是受西方的影响才写语法。外国的语言学史里面，没有中国的语言学，这种看法对我国有影响。因而他们认为古代语言研究是语文学，是为文献服务，不是真正的语言学。我就觉得这个看法不对。

我们古代训诂和文字是最早的，为什么就没有语法呢?而国外为什么一开始非要搞语法呢?这是因为语言本身的情况不一样，外国的语言困难在语法，它有形态变化，所以它语法比较复杂，所以一开始就要搞语法。你看不懂嘛，就要研究它了。中国古代，语法上没有大问题，它是文字上有问题，训诂上有问题，所以它开始就研究文字、训诂。这是中国的特色。不能说我们中国语言古代没有语法，任何语言都不可能没有语法，没有语法，你就无法交际了啊(笑)，对不对?它是个规律嘛，怎么会没有呢?就是跟它不一样，对吧?你比如说，英文，它的多数，加个s就行了，中国就不行啊(笑)，对不对?多数嘛，就是几本书啊，三本书、五本书啊，它不能说“书s”，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样一看呢，中国古代也有的，就是我们不大一样，有自己的特色。

另外，我就讲，什么叫学，什么叫科学呢?就是研究这个对象啊，研究出它的规律，这就是科学，是吧?这个科学不能说，你研究语法有规律，你就是科学，我们文字跟训诂也有规律啊，古代也有著作出来了。就从许慎开始，他是文字学家，他的《说文解字》是重要著作。没有他的这部书，先秦的文字就看不懂，它是个桥梁，没有他这本书，后代的文字演变不知道，它就起了这么个作用。早在汉代，它对汉字字形、字义，都讲出道理来了，它对字的结构规律研究出部首。已经有2000年了，现在字典还在用他的部首啊。它若不是规律、不是科学，你干吗还要用啊?这个说明中国是有语言学的。所以我认为，从汉代开始，中国古代语言学基本建立，因为有语言学的专著，有语言学家，他研究了我们汉语、汉字的规律。所以我就写了论文，提出不同的看法。后来王力先生到上海来了，我们去看他，他还笑着说:“哦，你还是个女同志啊?”他比我年长，是老师一辈的人，我就问他:“到底还有没有啊?”王力先生笑了，他说，“应该还是有的”(笑)。因为他的文章里头有矛盾，书名叫“语言学史”，他又认为没有语言学，认为是语文学，但是他也说了，中国有些语言学著作，好像已经不只是语文学，已进入语言学了，他(王力)也是矛盾的，也看到的。我后来就搞中国语言学史。

专心搞一个学问呢，就搞了一辈子。像杨雄调查方言，用了27年;许慎搞《说文解字》，也是一辈子，最后叫他儿子背了这个书，送给国家。是要背的了，那个时候是竹简啊(笑)，一部书重得很。到清代，像段玉裁、顾炎武，他们写一部书，也是一辈子搞这个研究，而且方法比较科学，态度也比较科学。我后半辈子就一直教学、研究中国语言学史。我后来也感触，语言学这个学科，在我们祖国的文化里，也是一个宝典，也是了不得的。可是，从古以来，不像文学那么受尊重。你比如历史学家、文学家，一提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呢?因为史书里，都有他们的传。像汉代的司马相如，唐代的李白、杜甫，那些有名的诗人，史书都有传。语言学家就很少，就不收了。《前汉书》有杨雄，《后汉书》有许慎，不是因为他们是语言学家，是因为他们是辞赋大家，是经学家。但是，语言学里有些很有名的人，比如著《切韵》的陆法言、著《中原音韵》的周德清，就没有传。因此，我约请中文系年轻老师和我的研究生一起写了一部《中国历代语言学家评传》^[8]。

汉语文法研究也比较晚，一直到了清代末年，马建忠^[9]因为去过国外，受了西方的语法的影响，他研究汉语语法，写了一部《马氏文通》，是中国的第一部语法，那个时候叫“文法”。马相伯是他的哥哥。这部书呢，马相伯也有功夫在里面，他没有把名字摆上去。

我们读书的时候，不分什么文学、语言，都读，可是后来因为教学的需要，我就搞了这个语言学。搞下来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笑)，自己也还是有一点成果的。我就觉得，读书做学问，总要有个目标，安心、专心地搞一个东西，总会有成果。应该说，蒋先生和我，就是这样。我通过教学，对语言的本质有了理论上的认识。我们认识客体，开始是个图像，叫表象，然后它形成了一个概念。比如说，这是桌子，这个表象是这么一个桌子，但是桌子有各色各样的啊，有长的、有方的、有圆的。那么是不是每个桌子都要给它个名字啊，长桌子、方桌子、圆桌子，就概括起来形成了一个概念，然后用语言表达“桌子”。就像人，人也很复杂，有老年、中年、青年，有大、小、胖、瘦，各种各样的，一开始是表象，是一个图像出现在脑子里，认识就把它概括起来，形成“人”的概念用语言表达。拿“人”这个声音，这个语言，跟这个人的客体放在一起，“人”概念用语言表达出来。开始没有必然，因为假使是必然的话，那全世界的语言应该是一样的。只有“妈妈”这个声音全世界好像都一样，一般都不一样的。但是也不能看成它是偶然的，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偶然的。我们研究下来，认识到语言表达本质是社会性的，一个集体里面，慢慢形成了拿这么一个声音表达这么一个客体，这就是语言。我国古代的语言学家，认识到了这一点。关于客体的名称的问题，中国古代有“名实之争”，“名”就是“名称”的“名”，“实”就指客体。当时儒家、道家、法家，都有各种看法，其中儒家的荀子，有几句话，叫“名无固宜，约之以命”，接下来的一句话很重要，叫“约定俗成，谓之宜”，约定了，形成了这个习惯了，就可以了，“异于约，则谓之不宜”。早在两千年前，荀子对语言的社会本质能有如此科学的认识，了不起!

关于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我简单地讲一讲，上次《雅言》开会还让我去讲了。汉字自古以来，表音是一个问题，一开始是“读若”，是直音，不行;后来就有了“反切”，进步了，但还是很困难，因为它用整个的字作音符来拼，很难。一直到清朝，有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音标就传过来了，中国就开始有了注音的字母。最早的注音字母是章太炎他们搞的，就叫做注音字母，用的是汉字的简体，甚至于用汉字的部分笔画。这种方法台湾一直在用，叫做注音符号。新中国建立以后，50年代，开始重视语言问题，语言规范有三大问题。一个就是共同语的问题，外国人说我们没有，那到底有没有?如果有，是什么?通过研究，后来解决了，是普通话。这个决定也是了不得的。汉代杨雄《方言》中有“通语”。这个“通语”，就是当时的共同语。语言的本质就是有“通语”、有方言，没有“通语”怎么行?孔夫子周游列国讲学，假如没有“通语”，孔夫子讲话人们听不懂。孔夫子讲的可能是山东的土话，但他如果要去讲学，就要讲“通语”了。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就有通语，就有一个大家相对听得懂的话。因为各地交通不便，另外就有方言。所以方言和“通语”自古就有。但对民族共同语的科学认识是在50年代在北京开的会。我总是有这样一个想法，理论认识提高了，这个问题后来就解决了。当时北京开会时认为民族共同语是北京话，清朝叫“官话”。陈望道老校长和上海的代表，同去的还有吴文祺^[10]先生，他是研究语言学的，他们提出民族的共同语是在一个基础方言上发展起来的，又吸收了其他的语言，不是单纯的北京话。我们的共同语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为自古以来北方一直是我们的政治中心，如洛阳、西安，后来的北京，包括南京，南京也是下江官话啊，共同语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拿汉语来说，我们有好几种大方言，说北方方言的人有70%以上，人数最多。但是共同语不等于这个方言，在这个基础上又吸收了其他的方言，形成了普通话。普通话不是“普普通通”的话，而是“普遍通用的话”。这是50年代在北京开会经过讨论的，刚开始决定是北京话，后来是望老在会上发言，中央重视，才定下民族共同语是“普通话”。当时陈望道先生是复旦校长，还是上海市政协的副主席，应该说，他研究语言文字的规范几十年，修辞学是他关注的学问。他搞语言文字规范的工作是起了不小作用的。过去有文言文、白话文之争。比如说注音应该用什么字母，也有争论，争了很多年。

第二个就是注音符号的问题，提出的方案有很多。比如说到底用什么字母，有的人就主张用注音字母。50年代的时候，复旦有苏联专家极力主张用斯拉夫字母。望老就组织上海语言工作者开会讨论，后来觉得还是拉丁字母好。它有历史根源，有国际性，大家都认同。那时候上海的语文工作者在望老的主持下多次讨论，由我记录整理成文章，报到上面去。望老在语文工作方面有成绩，中央都知道他，毛主席到上海来都跟他见过面，还关心他的修辞研究。周总理说，陈望道是文字改革方面的半壁江山，上海的问题找他。他是上海语文学会第一任会长。我和蒋先生到了老年，五十岁以后，他是美学学会会长，我是语文学会会长。

望老在我刚到复旦的时候就是校长了。他原来一直是复旦的，新闻系就是由他创建的，中国第一个搞新闻系的就是他。后来他当了校长。之后他搞了一个语法修辞研究室，有一批年轻人，我也是他这个研究室的，大概每隔两个星期就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