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校任教
邱、郑:那您回校后承担什么教学任务了呢?
丁:我1960年回校以后，就担任新闻史的课程。
邱、郑:在您回校任教后，有对您影响很大的老师吗?
丁:这个时候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我们专业的一位叫李龙牧的老师。这是一位离休的老师，祖籍湖北，在北京出生，在武昌念高中，他是自学成才的，没有读过大学，高中毕业以后自己刻苦学习，学理论、学哲学、学马列。后来在中央党校做老师。反右派以后，中宣部为了加强对复旦新闻系的领导，就派了几个老师到复旦来，当时我们的系主任也是中宣部派来的，姓丁，30年代入党的老干部，是新华社国内部的负责人。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位姓丁的系主任曾经做过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党委副书记(邓力群做主任)。李龙牧刻苦钻研理论，读书划杠子，贴纸条，不得了的。
他是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是绝对忠诚的，有时候甚至可以说有点愚忠。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他是看出一些问题的。理论水平高就是可以及时看出问题，可以弥补实践经验不足的缺点。他以前做过报纸工作，解放前写过很多东西。解放以前在上海办《新华日报》的时候他也参加了筹备工作。他在1958年的时候探讨了“大跃进”的一些问题，他说“现在看起来，浮夸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他的语言都有一定的理论的味道。这个看法很对啊。后来到1959年的时候“反右倾”就整他，差一点把他整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为他只是教书，也没有什么行动，就没有把他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是叫他在党员大会上公开作检讨。他虽然想不通，却还是按照领导的意图作了检讨。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有一点愚忠。他有一定的认识水平，能够看到问题所在，并且能够提高到理论的理解层面，让我印象深刻，对我影响很大。李龙牧老师是我们教研室负责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在复旦校园里面算马列水平最高的人之一，一些院系都请他去讲课的。我自己也是教马列经典的，所以知道他有真本事啊。他就拿着一本马列的原著念着讲，同学还觉得不枯燥。
邱、郑:在这些动荡的岁月，新闻系以及您个人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受到哪些影响?
丁:全部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各个系都是一样，从1966年6月1号，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开始，就全部停课闹革命，同时停止招生。停课闹革命的时候，教师有的是造反派，有的是保守派，我个人总的来说是保守派。因为当时我觉得很奇怪，不可思议。“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下乡两年搞“四清”，我的下乡时间还不短呢，第一次“四清”是在奉贤，刚刚回来没多久，学校又要求我赶紧下去，参加上海市的工作队，那时候杨西光领导，让我到办公室去做联络员，就住在乡下。等我8月份回到学校，“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展几个月了，所以我就自然靠边站了。学生都写大字报批判老师，但是我两年都在乡下，没有和学生接触，学生就没办法写大字报批判我，甚至有的学生都不认识我，就没有什么好说的。有时候讲到党员、讲到组织的时候把我捎带一下，所以整个来讲我还是太平的。这样一直停课到1970年。
这当中有一件事情很重要。1969年3月29号，《人民日报》第一版刊载了《社会主义大学应该怎样办》，其中发表了三篇文章，一篇是北大、清华的，一篇是辽宁大学的，一篇是复旦的。据说《社会主义大学应该怎样办》是陈伯达审查过的，他审查的时候说“只有复旦的这篇文章还有点意思”。复旦这篇文章原来的题目叫“要革命不要改良”，被他们改成了“我们主张彻底革命”。这篇文章中就讲到，有些系科(理科举了生物系，文科举了新闻系)根本培养不出革命的、战斗的新闻记者来，可以不办。这篇文章是复旦大学解放军工人宣传队写的。执笔者是我们的一个学生，后来他把整个写作的过程都跟我说了，实际上是《人民日报》派人传达张春桥、姚文元他们的讲法，当时复旦大学的领导班子连夜讨论，等讨论好，文章也写出来了。这个学生的笔头还是蛮快的，可惜现在去世了，他当过《南风窗》杂志的编辑部主任。他以前是党委树的标兵，“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反戈一击，写第一张大字报，题目就是“罢复旦党委的官”。但是我们感觉他毕竟还是个学生，年纪轻嘛，思想容易动来动去，所以后来我们总归还是保护他的，这一点他还是很感激的。和他在造反派一个小组里的所有人后来都被抓起来了，只有他没有被抓起来，我们把他调到资料室。《我们主张彻底革命》这篇文章一发出去，全国反响很大，特别是对新闻教育。很多学校的新闻系一看这是中央的声音，说不办就不办了。那个时候是很惨的。
我外调到江西去。江西大学的新闻系是1958年我们帮助他们办起来的，那个时候就解散了，我认识的老师都下乡当农民去了，书都被小孩子搬到操场上当玩具了，扔来扔去打仗什么的。所以说这篇文章的影响很坏。粉碎“四人帮”后，北京有些学校的老师到复旦来学习，开玩笑说，你们上海人可真厉害，你们说要砸烂新闻系，不办新闻系，结果是叫人家不办，你们照样还在那里办。“文革”时“四人帮”说上海的教师不能散，统一到干校去了，走一个教师都需要市里面同意。那时候我们系里面有很多资料。历史系的朱永嘉——那时写作组的负责人，他说:“你们的资料怎么样?”我说:“封起来了。”他说:“好，封起来就好。”他现在住在第一宿舍，原来是地下党，后来参加写作组的。50年代前期他在我们新闻系做过支部书记，所以对我们新闻系的情况还是了解的。这样，我们新闻系的资料就保护下来了，没有被造反派毁掉。
邱、郑:那就是说那个时候新闻系的建制还在?
丁:对的，新闻系的建制还在，只不过教学活动停止了，也停止招生了，但是资料还在，教师队伍还在。所以人家说我们厉害啊。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就成立了“砸烂新闻系行动委员会”，简称“砸动”。当时很多系都有类似这样的机构，你们历史系也有。陈伯达当时就讲，“都不要办”，后来他又讲，“历史系还是可以办的”。那个时候真是头脑发疯的时候。我们的资料和教师队伍都保存下来了，这个跟“四人帮”的思想还是有点关系的。他们那个时候的思想是“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上海这个城市影响太大，如果上海一乱，全国都要出问题的，特别是那时候还存在一个经济问题，那时候上海占全国国民收入的好像是五分之一呀，比例比现在高，所以不能不稳住上海啊。到后期全国就只有我们一个独立的新闻系了，北大也没有了，人大也没有了。但是新闻系的存在不是某个人说了就能决定的，新闻系的存在是社会需要，阻挡不了。
举例来说，1952年的时候要停办新闻系，停不了，1969年要砸烂新闻系，复旦准备试办“五七文科”(毛主席五月七号发出指示，考虑准备办大文科，新闻系就包括在大文科里面，说明社会需要新闻人才)。1970年开始招工农兵学员，一直招到1976年，1977年恢复高考，新闻系都在其中。在此期间，我由于是党员，也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所以工宣队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工宣队总归和我们是有矛盾的，举个例子，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我一直是负责业务的，1970年招生以后，我们建立了业务组搞教学，我是业务组的负责人，每个系都有支部，我是新闻系代表教师参加支部的，因此我既担任党的工作，又搞业务。工农兵学员进来以后，很明显地分为两派，一派是觉得教师很好，特别是老教师，他们感觉到老教师特别不容易，比如有位藏族的学生叫丹增，后来做过西藏自治区的副书记、中央候补委员，现在是全国作协的副主席，他那个时候也是支部委员。党支部里有教师、学生和工宣队员，工宣队是领导，还有解放军。有时候我们对工宣队有意见，工宣队就说，“我们是来改造大学的”。我们必须听他们的。那时丹增就说，“你不要讲，我来讲!”他是少数民族，又是学生，汉语讲得也很好。所以我觉得丹增在这一点上是不错的。
粉碎“四人帮”后恢复上课，本来应该由我来主持工作，因为我是搞业务的，但又派我下乡去搞工作队，一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恢复招生。到现在我都特别感谢新闻系的那些老师，那些老师就提出一定要我回来，所以1977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回来了，做革委会副主任，其实就是副系主任，因为1977年的时候干部还没解放，所以我回来就抓教学行政工作。那时候工宣队对我们这些教师还是很忌讳的，但是拿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整的。
开头系里没有系主任，是我一个人在那里独挑，以后大概一年不到，慢慢有人来了，那一年我采取了一个措施。他们讲，不就工农兵学员嘛。对于工农兵学员留校任教的，有的学校是采取极端办法，一律调走了，甚至于不承认他们学历了。我觉得这个不行，工农兵学员不能一般地看待，他们都是知识青年啊，所以我就采取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当时是不得人心的。什么办法呢?把工农兵学员留下来当教师啊，集中起来，委托一位老教师，给他们讨论，叫他们每两个星期写一篇文章，命题作文。几次做下来，他们的水平如何就很清楚。
邱、郑:工农兵学员留下来做新闻系老师?
丁:工农兵学员，你们系也有不少的工农兵学员留下来的，对吧?所以说我们也不要一般地讲工农兵学员是不好的，对吧?你们要具体分析，我们那里都承认他是本科。工农兵规定学三年，按道理是大专呀，我们实际上按本科算。但是得过我这一关，写作文你得给我写。所以他们写了三四篇作文下来，谁水平怎么样都很清楚。我们这个老教师非常好，非常尽责任的，真的是教他们写，给他们改、分析。结果现在呢，留下来的工农兵学员现在有的已经都是博导了。原来我们中央电视台台长，两个台长，正台长和副台长都是我们系的工农兵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