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要围绕教学来开展

赵、刘:您早期和后来的科研状况是怎样的?

曹: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起步是从60年代开始的，我们改为国际政治系之后起步的，这个时候我已经工作了十年了，前面没有动过笔。过去动笔都是翻译，没有真正地写过东西。包括1964年起步也没有动笔，写的文章都是报告一类的东西。我记得我是从国际问题开始的，真正做研究是从教学开始的。从政治课开始的话没什么好研究的，改成国际政治系我才开始搞研究。研究也是围绕教学开始的，我认为这点还是值得保留下来的。当然以前看书积累了很多东西，包括方法和思考、理论的积累。我认为作为教师来讲，环绕着教学开展科研是一条主线，这条主线不能中断。这样有一个好处，通过科研可以加强你的教学内容。我有这样一个做法:有时候我讲稿的框架搭起来了，但是事实上当你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框架只能解决一两章的问题，但是通过你的教学每一章提出一两个问题来加强你的研究，这样通过这个研究就提高了你的教学质量。所以我的教材基本上是初稿，后面附了很多东西，就是把以后的研究贴上去。这样的科研和教学是一体的，不可能说只有教学没有科研，这样你的教学搞不好的。另一方面，作为教师你只顾科研，那何谓教师呢?

我喜欢上课，我也喜欢科研，如果上课和写文章比起来，我更喜欢上课。我经常和青年教师讲，要写文章，也要有你自己研究的东西。真正要搞的科研是要围绕着教学，围绕着你真正要解决的问题，这样才有意思。所以围绕着教学的科研是一条主线。第二个是围绕课题作科研。国家的课题当然也要做，有课题就要做好课题，这个是服务国家，但是现在有很多人的课题偏离了服务国家的目的。我认为课题是可多可少的，文科需要的经费并不多。我当时申请课题的时候，国家最早的“六五计划”，搞了十几年，我都不要多余的经费。围绕教学搞科研，和围绕课题搞科研是不矛盾的。第三个是要围绕培养博士生作科研，有时候申请课题同博士生一起作也可以。第四个是根据我在社会上碰到的问题进行研究，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自己确定课题，自己进行研究，我认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是真正的研究。现在很多人认为课题就要有结论，但我有很多课题是没有结论的，我有什么想法传给我的学生，让他们去研究。我还有好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比如说中西方制度的分岔，它的源头的探讨，像这样的问题是做不完的。当然迄今为止已经有一些观点反映出来了，但看上去还是很粗浅的。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做不完，但是我很有兴趣。通过这个你可以看到东西方制度为什么发展到今天这个情况，为什么相差越来越大，它源头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分岔呢?像这个课题国家是不大会资助的，因为它是一个完全学术性的，国家只会资助一些大概性的、可用的研究，但在学术上应该研究这种纯学术的问题。

最近我在考虑的问题，特别是社会责任的问题我很感兴趣。比如说中国模式，有兴趣就可以研究。一些人说有中国模式，一些人说没有，官方就有两派意见，这个问题做起来就很有意思，而且人家不会说你抄的，因为是抄不到的。我认为这样的研究是真正的，无所谓成功、失败、对错。完全为了功利而做课题，一定要成功，这种做法我是不太认同的，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失败的课题太多了，现在有些国家课题一定要研究成功，所以有些东西稀里糊涂地就过去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当然国家急需的东西，马上就要有结果的，那你至少要拿一个经验出来，对的、错的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有的东西你是拿不出结果来的。

比如中国模式，你能马上说中国模式到底有还是没有吗?如果我说有，我也要说出来是什么样的模式，但是如果我说没有中国模式，我也没有根据，万一有中国模式呢?这个是很难讲的。所以对有兴趣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研究。比方说我没有发表的中国模式的问题，一个是从欧洲大陆的幽灵到亚洲大陆的中国模式，这说明模式是一个过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也说过“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这就说明模式还是模糊的。一个政党发展到马克思那里怎么样，列宁那里怎么样，苏东怎么样，中国怎么样，到底成立不成立?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是在比较视角下解读中国模式。这说明中国模式需要比较才能有。说明中国模式与苏联和西方的不一样，才能成为“中国模式”，如果没有比较就没有中国模式。我这个观点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第三个问题讲的是中国模式与中国的针灸学。什么意思呢?针灸扎下去就是有效的，但没有什么科学道理的。有效但是说不出来道理，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模式。中国的发展不是很快吗?但是没有道理，谁都讲不清楚。有人说没有中国模式，只有中国案例。但是我的研究自得其乐，不在于我有没有研究出结果来，我可以告诉博士生这是一个研究的思路。我认为这样的研究有兴趣、有意思。

上次我找了很多历史系的老师来讨论儒家思想的问题，现在儒家思想很热，发扬悠久的传统思想，我不否认，但是我说从我们现代政治学角度来看，我们的儒家思想有人类的三大问题没有解决。第一个是私有财产哪里来，这是现代人类社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没有回答。但是古希腊罗马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儒家没有回答。西方思想家不管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都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儒家回避了私有权的问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是从哪里来的?怎么归王所有?最初是怎么样的?都没有回答。启蒙思想家卢梭等对这个讲得很清楚。资本社会怎么发展到现代社会，财产怎么从无到有，都解释了。马克思最经典的解释就是有了剩余劳动，是恩格斯关于私有制起源里面讲过的:有一部分人占有了剩余劳动，但是最早的时候是没有剩余劳动的。因为生产力低下，所以战争的时候依靠打死战俘当食物。到后来生产有了剩余的劳动才产生了奴隶。所以奴隶是文明的开始。但我们儒家文化并没有回答。之后两个问题是:权力是哪里来的、国家和社会从哪里来的?社会怎么组织起来的?儒家只讲了天下，没有讲社会是从哪里来的。普天之下的“下”是哪里来的呢?霍布斯讲原初的自然界中人是孤立的，后来卢梭又解释了这些问题，人与自然的矛盾决定了人类为了生存需要组织起来。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是马克思的学说，这个时候需要国家，否则是无谓的牺牲。开始是人和自然的对立，后来是人和人的对立，一个国家的协调凌驾于社会之上。柏拉图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我们儒家始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中国人就这样过了两千多年。这些都是我研究问题想到的，我向史学家请教儒家经典是否有过这样的论述，儒家的思想很多，但是对人类的这些根本问题没有回答，没有注重这些问题。充其量只有老子讲了人类的客观存在问题，“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无到有，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所以“道可道，不可道，名可名，非常名”，也是这个意思。这个客观存在怎么来的，中国人没有注意。但是这个问题的研究关系到很多政治学的大问题，都没有解决。一个教师一辈子可能碰到很多这样的问题，要有志趣思考这样的问题。把这些东西传给学生更有价值，更重要的是启发同学的思考。有些同学书看了很多但是思考不够，就是不敢于反对和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