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老师们
常、迪:沈老师，请问您当时为什么要报考复旦呀?为什么要选择复旦的物理学专业呢?
沈:这个事情呢讲起来就复杂一点。我是常州人。家庭出身嘛，应该讲是资产阶级，我祖父是做生意的商人，我的父亲也经过商。反正，出身总归是不好的。但是我祖父很重视教育，我父亲读书读得很好，早期在北大读过，后来到日本去留学。
常、迪:老师家是书香门第啊。
沈:应该讲是书香门第，很重视教育的。我去复旦读书是比较晚的，我以前曾经读过其他的大学，我是1952年考进复旦的，我是1927年出生的，那么从1927年到1952年，那时候应该是25岁了。人家都是20岁左右、十八九岁进的大学，我因为以前有个时期身体不好，就停学了，落下了。落下了以后，后来就解放了，我解放前就读大学了，后来身体不好，休学在家。解放以后，有个亲戚跟我说:现在读大学不要钱，你干吗不去读呢?那个时候刚解放，缺少大学生，国家要培养一些大学生，那么我就去报考，考上了复旦大学。我当时是想读物理系，但是被录取到数学系。
常、迪:录取到数学系啊。
沈:对，莫名其妙录取我到数学系。为什么呢?有什么道理?这个你们可能就不清楚了。因为当时我不是应届毕业生，对不对?那时候，不是应届毕业生就叫做社会青年。用社会青年的身份去考，一般热门的专业是不给你读的。大概是这个原因吧。那么到了复旦以后啊，我就闹情绪了，当然不高兴了，就和学校谈。谈了以后，学校和我说，你数学成绩很好，我们让你读数学不是很好吗?我总是不愿意，就闹情绪，那个时候胆子很大呀，我直接找校领导，校领导不行就写信给周总理，那个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后来，经过两年，到1954年，就让我转到物理系了，所以我到1958年才毕业，实际上1952年去考的嘛，所以当中有这么一段故事。因为我中学的时候，喜欢搞无线电，搞电子学，也有一点经验了，不是普通的弄弄玩玩，还研究研究。我一直想读物理，当时也没有什么无线电专业，就是物理嘛。最后，这个理想还是达到了，转到物理系了。可能读数学，也不是不能读，我想，可能没有今天这样的成绩。那时候我参加的好像已经是统一招考了，统一招生，大概是。还好，总算录取了。
常、迪:老师挺厉害的，一考就高中。
沈:没有什么。
常、迪:沈老师，解放以后，物理系在课程教学上是不是受苏联的影响比较大?
沈:受苏联影响大，那当然很大。很多教科书都是用苏联的。
常、迪:那个时候在物理学界有没有百家争鸣?西方一套理论，苏联一套理论，有没有这种情况?
沈:我印象中苏联的影响比较大。但是我觉得我学的物理倒好像还可以，课本是苏联编的，但教的老师很多都是西方的，这无所谓，你课本这样写，他有他的教法，牛顿定律总是牛顿定律，总不是苏联人的，对不对?那个时候给我们上基础课的全是名教授。
常、迪:比如呢?
沈:比如说普通物理，普通物理并不普通啊(笑)，要读两年。普通物理最早是系主任王福山[1]教授教，他是德国留学回来的，相当行的，他教力学。据我知道，王福山足球踢得也很好，他很爱好这个。王福山这个人很忠厚，处理事情面面俱到，所以任命他做系主任一定是有道理的，他一直是老系主任。王福山教授对实验一直非常重视，这也许与他留德有一点关系，因为德国人对实验非常重视，后来我们物理的实验室就是王福山负责的，他负责搞实验室的建设，专门抓实验室。王福山为人很谦虚，沈先生、沈先生地称呼我。他抓实验要写教材，写到有关电子学方面的，写好以后给我看，请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不是搞电子学的。王先生这个人总的印象就是大家都觉得他人很好，事情处理得比较好，我们讲他是个老实人。
后来到二年级吧，我们读跟原子物理有关的一些内容，就是另外一位教授教的，叫周同庆[2]，他是留学美国回来的。周同庆理论方面比较行，但这并不是说他不重视实验。据我知道的，中国人自己做的X光管就与周同庆有关系。还有一个留学美国回来的王恒守[3]教授给我们讲授数学物理方法。王恒守教授在国内读的是数学，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学的是物理，那时候教我们“数学物理方法”这门课。因为学物理的人，你数学基础一定要有。他自己的看法是，在中国，实验这块太差了，理论倒还可以，所以他说，“我在国内读数学，到美国留学就读物理，这样就合算”。
王福山是二级教授，周同庆是一级教授，还是学部委员，学部委员就是院士。周同庆给我们讲授原子物理，把原子物理的发展过程讲得非常清楚、非常生动。他们那个时候工资很高，所以我认为他们呢，生活没问题，就搞研究、搞学术嘛。我记得周同庆工资好像是三百六，你想想我们伙食费是十二块五毛，已经很好啦。因为是院士、学部委员，再加一百块，一个月工资四百六。那个时候，他们给我们上基础课，相当行。
常、迪:复旦物理系的实力是一开始就这么强的吗?
沈:不，不，不。解放前复旦大学是偏重于文科，当时是国立大学，文科比较行，理科也有，但是差一点。老的复旦，是没有物理系的，也没有数学系，我去读的时候就有了，它当时叫数理系，合在一起。那时候复旦这方面不行的，很普通的。1952年中央有个政策叫院系调整[4]，院系调整以后，像周同庆是交通大学的，王福山是同济大学的，苏步青、谈家桢、谷超豪都是从浙江大学调过来的，还有好多其他学校的，这下子复旦行了，厉害了。因为当时交通大学已经很行了，浙大也很行啊，你把它们加在一起，就更厉害了[5]。
复旦物理系部分教师合影。拍摄时间大约为1956—1957年之间[6]
常、迪:中央很照顾复旦啊。
沈:很照顾，很照顾，我认为是有意识的，所以当时一下子复旦就很行。我进去的时候已经调整好了。刚才讲那个基础课都是这些教授上的，这些老师呢，站得高，讲问题深刻。我记得有一件事情，就是周同庆讲课，我们物理里面有一个叫“康普顿效应”，周同庆讲课的时候就跟我们讲:当时我和康普顿一起做实验。欧呦，这个厉害了!周同庆在的学校就是爱因斯坦在的学校——普林斯顿大学，那个时候应该爱因斯坦还在吧，厉害了，相当行，周同庆真行!他脾气不太好，但是学术是相当行的。周同庆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获得了博士学位，因为他成绩优秀曾经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金钥匙”奖。
常、迪:院系调整时物理系是什么样的具体情况?
沈:物理系就是王福山、周同庆这些名教授都调过来了，当然还有其他很多人，物理系力量还是很强的。周同庆在交大不是一般的教授，好像是交通大学理学院院长，很厉害的。
常、迪:沈老师，当时物理系的实验设备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沈:仪器设备应该讲还是不错的，有很多，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学校来的了，反正院系调整了嘛，东西就拿过来。有很多仪器设备都是进口的。我印象中，复旦在实验方面是很重视的，你单单读理论没有用。那个时候我记得，王福山是我们系主任，他专门抓实验。他是留德回来的，后来我呢，大概是1981年吧，我到德国一个学校去考察，他说你们来考察总是要了解教学的情况的，我来给你们上两堂课，那么你们就了解了。结果我们就去听课啦，这个课啊根本就是一个实验课，这个东西怎么样过来，怎么样过去，当然它是很高深的了，他们想尽办法做成演示的实验，演示好以后，老师就在黑板上写了，今天讲的这个是什么运动当中的什么问题，写一下，好，下课。我们说公式你怎么不推导，他说这个不需要推导，书上都有的。他们非常重视实验。所以德国呢基础很扎实的，对实验非常重视，特别严谨。而且有些实验你想不到的，很抽象的东西他把它做成一个实验，花很多功夫去做啊。复旦后来对实验一直很重视，系主任他主要抓实验。有些学生毕业以后就待在实验室。待在实验室好像没有什么出息、没有什么名堂;王福山大概和党委也一起研究了，按道理毕业以后先是助教，这批人毕业以后待在实验室的，首先把他们升讲师，让大家觉得有奔头。复旦那时候还有王零[7]同志，是党委副书记，他是抓物理系的，对实验也很重视。我觉得对于物理而言，实验是相当重要的，其他东西是空的，空的东西你没有经过实验的证明，你怎么知道你对不对呢?实验室有位老师也升教授了，很严格的，女学生有时候被他讲得要哭的。比如很简单的，一个电表，你测量以后，电流多少或者电压多少，他叫你读，比如说，13．5，他说不对，是13．2，读错了。骂得女同学要哭，因为差一点是不行的，很严谨的。
常、迪:沈老师，您觉得在您的学生时代复旦给予了您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对您以后的事业或者说是生活带来了比较大影响的?
沈:这个事情很多的。一个就是研究学问一定要很严谨，不能马虎，我受复旦的影响很大，我讲的这些教授，他们对待工作、对待研究都是很严谨的。还有就是要谦虚，这点很重要。我可以举几个有趣的例子:我毕业以后留在学校，留校以后，不吃学生食堂了，可以到教工食堂去吃饭了。第一次到教工食堂去吃饭，系主任王福山和我说:“沈先生，我们一起吃。”我说:“你怎么叫我沈先生?”他说:“从今天开始我们是同事了。”从那以后，我对毕业留校做老师的学生也称呼先生，因为大家要相互尊重嘛。
常、迪:这是一种传承啊。
沈:对，是一种传承。王福山这个事情我印象最深。后来还有一件事，是后来做了校长的谢希德，美国留学回来的，很有名。她的英文非常好。她好像是1956年回国的，她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中国半导体专家，我跟她很熟悉的。我记得我1958年毕业后，有一次在物理楼的走廊里碰见她，她也叫我“沈先生”，太客气了。她说:“沈先生，请教你一个问题。”她说现在计算机有两种，因为她不是搞电子学的，她只知道英文名字。一个叫Analogue Computer，还有一个叫Digital Computer。她就问我:“这个Analogue Computer和Digital Computer，中文怎么翻译的?”她英文懂啊，我就跟她讲了:“Analogue Computer，我们称为模拟计算机，另一个呢我们称作数字计算机。”谢先生真的很谦虚啊，她说:“这个意思是对啊，我就不知道怎么翻译，翻译得很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她很谦虚，那个时候我是刚刚毕业的小助教，对此印象很深。这些教授对我的影响很深，他们研究东西都研究得很透，而且都还比较谦虚的。
还有个小故事，周同庆有个小儿子，当时读中学。有一次我在周同庆家里做客，周同庆儿子跑来，拿了本《十万个为什么》去问爸爸:“这个我不懂，是什么意思?”周同庆一看，说:“错的。这种讲法是错的，所以你不懂。慢慢我讲给你听。”第二天他就打电话给出版社，要求改正(哈哈)。他是院士嘛，当然是书上讲的错了。所以从这些小事情就能看出，一个人做事情要严谨。你差一点好像也无所谓，这样不行。所以我现在做事情很顶真、很认真，哪怕是玩东西，也是喜欢能搞得彻底一点、透一点。还有一次，有位资历颇深的讲师毛清献上课，周同庆教授去听课，听完后就说:“课讲得很好，但其中有一个说法不严谨、不妥当。”毛清献听得口服心服，和我说:“姜还是老的辣!”周同庆教授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响了我的一生。
常、迪:您受老师的影响很大啊。
沈:对，对。我受老师和学校的影响很大。说起毛清献，他不是复旦的，他是北大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复旦的。他是搞物理的，相当行的。可惜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批斗，斗到最后自杀了，因为实在斗得太厉害了。那时候真是胡搞啊，造反派问他:“你为什么姓毛?”姓毛也成了罪行，姓毛也有问题，这真是你们想不到的啊。斗得太厉害，他实在受不了。他好像没有结过婚。
常、迪:没有结过婚啊，他去世的时候大概多大岁数?
沈:三四十岁的样子。
常、迪:太可惜了。
沈:是太可惜了，很年轻的。
常、迪:时代的错误。
沈:时代的错误，没有办法，“文革”时受冤枉的人多了。
常、迪:当时物理系一届大概有多少学生啊?
沈:几十个学生吧，我记不大清楚。一共有四个年级，我认为加起来不会超过400个。现在很多，那时候人少。所以我们同学之间，大家都很熟悉的。
常、迪:前面听您讲经常去老师家做客，您当时师生关系好像非常亲近。
沈: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事实上我和周同庆并不是很熟悉，主要是周同庆的爱人和我的爱人都是复旦小学的同事。她们来往得比较多，这样我和周同庆的交往也就多了。周同庆很可惜，后来老年痴呆了。“文革”一开始总是被批斗，后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就让他上课了，可让他教的是英文，他一个搞物理的人，当然他英文是相当行的。总的来说我们那个时候师生关系是很亲近的，对老师非常尊重。老师一般都叫得出你的名字的，话又讲回来，也因为学生少嘛。
常、迪:沈老师您做学生期间有没有关系特别亲密的老师，或者说对您影响特别大的老师?
沈:关系很亲密的老师我想应该是王福山，还有一个留美回来的侯元庆，我经常到侯元庆家里去，大家一起聊。他是美国留学回来的，美国有一家非常有名的无线电公司叫RCA，他在这家公司里是A级工程师，算是高级工程师了。
常、迪:您和谢希德校长很熟，能否和我们多谈一些谢校长的情况呢?
沈:谢希德为人很亲和，对学生特别好。
常、迪:我们听说谢校长她每天都坐学校的班车去学校，和师生关系都很不错。
沈:对。她做了校长以后，按道理，校长是有专门的小轿车送她上班的，但她还是坐学校的大校车去上班。她认为她在校车上可以了解到学校很多的情况，她很随和的。这个她和我聊过的，她说可以听到很多老师对学校的看法。她是1956年回国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回国以后，评她为讲师。侯元庆1958年回国以后，学校就评了他副教授，而且是最高一级的副教授，侯元庆好像还不高兴。谢校长刚回来只给她评了个讲师，她一点都不在乎，勤勤恳恳，后来很快就提升为教授了，的确是行嘛。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国家送一批人到国外去留学，那是邓小平讲的嘛，可以放一批人出去学习，了解了解外面的情况，那么就派了一些教师，我们系也派了些人，1979、1980年的时候，每个系差不多都派了一点，那个时候英语很热，因为你要去，就要参加英语考试嘛。那个时候我知道，谢校长中午也不休息，中午没事情，吃完饭以后她就到办公室，好多老师，年轻点的教师就围着她，跟着她学外语，很随和的，所以大家对她印象非常好。谢校长蛮有意思的，人很好。她的爱人叫曹天钦，好像是搞生物的，从国外一起回来的，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后来成了植物人了。那时候谢校长很忙的，但是每天，只要人在上海，每天一定要去看他一次，这真是不容易啊。
常、迪:很令人感动啊。
沈:是好感动。她就教他这个是1，这个是2，他不是完全是植物人啊，接近植物人，每天都教他，希望他好一点，一直到他去世，真是让人非常感动。谢校长的儿子曹帷正是我的学生，大概是他和妈妈讲我上课上得不错的，有一次谢校长就跑来听我的课了。后来我也是听别人讲，有老师和我说，谢校长有一次早晨坐校车时对他们讲，“你们可以去听听沈伯埙的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