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中求学
我是浙江宁波人，生在宁波，长在宁波，大概一直到18岁，也就是1947年才离开宁波到上海来读暨南大学。但是，我祖籍是在江西，父辈是从江西出来到宁波的，老家应该是在鄱阳湖附近。好像听说我父亲也叫过我“豫章”[1]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地名有联系，但这个名字我从来没用过，可能是过去小时候的叫法，实际上我一直是用伍柏麟。那么这个“柏”是什么意思呢?“麟”，是排行，我们家里姐妹兄弟都是用的这个“麟”字，这个“柏”呢，你可能理解为就是松柏麒麟，都是起“长寿”的意思，也可能因为我排行第八，上面都是姐姐，只有我一个是男孩子，所以“柏”也可能是有这个谐音在里面。
我出生以后，童年是很不幸的。因为我出生以后两个月，父亲就过世了。那等于什么也不知道嘛，虽然看见过一眼，但也已经没有印象的。所以主要是母亲和姐姐抚养我长大。听姐姐她们讲，父亲是在水果行里面做职员的，我是这样一个家庭的出身。父亲死了以后，母亲独立承担这个家庭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几个姐姐们都还读了一定的书，大姐姐还读到高中师范，宁波当时有个女子师范学校，以后几个姐姐也都受了一些基本的中等教育的样子。她们都很早出来工作，所以就靠她们来维持家庭的经济。我受到家庭的影响，当然一个是母亲比较多，一个就是看姐姐她们的行动吧。我还是比较小时，她们都已经十几岁、二十来岁了。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正逢抗日战争时期，所以抗日战争对我自己思想的变化和成长，这段影响是很大的。从小学读书，老师已经教我们去演那种《流亡三部曲》，那个时候是很有名的，第一部叫《松花江上》，那时候还唱这个歌，演这种戏。而且，抗战对我家庭的影响很大，因为我们本来住在宁波，不得已就迁到乡下，在宁波的南边，我们求学什么的都是在那边。姐姐们纷纷参加了抗日的工作，做宣传之类。离开宁波，到福建，或者到浙江其他地方。实际上后来经常和我在一起的是我第三个姐姐和第五个姐姐，第二、第六个姐姐早已去世了。所以家里实际上，大姐和第四个姐姐出去工作了，第三个姐姐留在家里面管家。
我13岁还是14岁那一年，母亲也过世了。母亲过世和日本人很有关系。因为我们住在乡下，那一年宁波霍乱流行，死了很多人。我母亲就是被这个病传染到了。开始我最小的姐姐，第七个姐姐发病，我母亲伺候她、服侍她，母亲年纪说大倒也不大，也只有四十三四岁，然后就被传染了，乡下条件环境也比较差，就这样过世了。这个时候，宁波已经被占领了，因此，我们也不愿意到宁波城去上日本人的伪学校，幸亏有个叫正始中学，因为它是南边的横溪这个地方的人办的，本来是个私立学校。他们几个教师在一道，就在我们这边附近成立了，当时名叫正始补习学校。我是在这个地方上的初中。那个学校，教室都还是蛮好的，当然没有运动、活动、体育这类课程，等于补习性质的，主要是语、数、理这些课。
后来，我们就到宁海，在象山港附近的那个地方，开头还不在宁海县城，是在离宁海还有大概十几二十里叫前童的地方。那个时候，宁波，当时叫鄞县，有几个中学联合起来成立的鄞县临时联合中学[2]，是办在宁海的。我就到那里去上学。高中我等于实际上只学了两年，1943、1944年。我1943年去的，一开始是在前童。那一段生活是很艰苦的，学校只是利用前童人家一些祠堂，学生自己在农民家里面借房间住，吃是实在没东西吃，每一顿只有七八粒黄豆汤，米都有沙子，很难下咽。就是这样一种生活，特别是我去的第一个学期。第二个学期稍微好一点，学校搬到宁海县城了，也是利用山上的一个寺庙，但地方比较大，也建了些临时的草棚当作校舍。
学校里也有一两千个学生。因为它有好几个部分呢。一个是普通高中，一个是师范学校，还有一个是鄞县的女子中学，还有宁波商业高等学校，是这几个学校联合起来的。学校也有一些政治活动、体育活动，这些活动基本上还是围绕抗日来进行的，抗日的气氛还是比较活跃的。同时，在这个学校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活动。当然共产党是比较隐蔽的，国民党是公开的，也有党团组织，但多数还是组织抗日的活动。
我岁数比较小，去读高一时只有虚岁十六岁，我生日也比较晚，实际上是只有十五岁不到。去乡下读书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住在学校里。那个地方都是住在学校的，都是自己独立生活的。当时因为确实条件很艰苦，人又小，十四岁多，离家有一百多里路，一天要赶到，也走得实在是很要命，那时我的成绩也很一般。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上高三年级，学校迁回到了宁波(鄞县)。那时候我们学校的名字也改了，叫鄞县县立中学。几个学校也分开了，师范管师范，女中管女中，商科管商科，它们各自独立去了。
一年以后，我考大学。当时为什么考经济系呢?因为像我们这种家庭出来的，也不求做官什么的，就求有个安定的工作，经济收入能够有点保障就好。因为学经济嘛，当时想比如说是银行啦，以后进这些方面单位工作就更好一点。我是这种目的和动机。
当时各个学校独立招生，或者是几个学校联合招生也有的。所以说当时要考大学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比如说上海倒是学校多，外地到上海招生也有的。但是学校考试的日期都是分散的，各校管各校。在这么大热的天，来来去去要报考学校，为考试奔波，这是很苦的一件事。我们宁波有些学生来上海考试，如果没有亲戚，就住在宁波同乡会，这个很有名的，在上海也很有势力。宁波同乡会现在大概就是申花的办公楼，位于西藏路、南京路附近，本来也是很高的楼，很漂亮的房子。它能够收容一些宁波来的考生。
我考上了暨南大学，也很不容易。因为它最多一个年级就招一千多个学生。暨南是国立大学，学费倒是比较便宜的，那时还有公费，不记得叫奖学金还是助学金了，反正吃饭还是有的，公费拿到一点，稍微自己再贴一点就可以。
1948—1949年这两年活动很多，主要是地下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活动。比如抗议美军在北平强奸女学生沈崇事件，当时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有联合的抗议活动。还有地下党配合解放战争进行的活动，那个时候我们身边也有一些地下党的活动，对我们进行一些解放战争形势的分析等这些方面的教育。
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暨南大学并入了复旦大学。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接着六七月就搬到复旦来。这两所大学都是国立大学，读的还是经济系，课程的设置也差不多，这倒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基本上都可以衔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