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期的说唱音乐

(四)元、明时期的说唱音乐

元代蒙族统治集团对汉人从政治到文化都实行残酷的压迫,屡次下令禁止民间说唱。尽管如此,说唱艺术还是继承前代的传统在发展着,由于统治集团摧残的结果,所留资料甚少。

明代开始的皇帝也摧残民间艺人,到明成祖迁都北京后,社会比较安定,城市手工业得到发展,说唱音乐作为适应市民阶层的技艺又普遍得以兴盛。元、明时期有代表性的说唱音乐曲种主要有词话、陶真和弹词。

元代词话无完整资料保存,它的形式在元杂剧中被广泛运用,元杂剧中大量的诗赞体唱词前面往往加上“词云”二字,即为词话形式。

明代的词话是有作品和记载的。如《水浒传》的故事在明代最早就曾以词话的形式在民间流传。明代《徐文长佚稿·卷四》中有一段记述:

始村瞎子习极里小说,本《三国志》,与今《水浒传》一辙,为弹唱语耳 [7]

今见最早的词话作品,是1967年在上海郊区发掘古墓中得到的明代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的词话唱本,共十一本,如《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和《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认父传》,讲述的是关公儿子的故事;《新编全相说唱足本包待制出身传》,讲述的是包公的故事[8]。此外还有明刊本诸圣邻著的《大唐秦王词话》及明代著名文人杨慎的《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

词话有七言的、十言的也有杂言的,其中七言文体与变文类似,而十言文体有“三四三”与“三三四”两种句式,其中“三三四”的句式很值得重视,它与“四三”结构的七字句加三字头而形成的“三四三”的十字句不同,它的句式结构和节奏都与前代常用的七字句有了根本变化,它离“诗句”更远了,而更接近通俗的语言,因此叙述性加强了。这种“三三四”的句子结构为后来的北方鼓词和戏曲广泛应用。下面引一段《大唐秦王词话》中的“三三四”句式,可看出词话中这种句子结构的特点:

唐太子急拈香低声祷告,李世民忙下拜恭敬参神。
吾乃是大唐国高皇次子,父李渊祖李炳李虎玄孙。
忆往岁炀帝崩九州鼎沸,隋恭皇禅宝位让父为君。
普天下起尘烟一十八处,剪强梁诛贼寇放赦安民 [9]

陶真是从北宋到清代都有记载的名称,据考陶真与词话弹词常常纠缠不清,有时就是指的同一曲种。陶真的文体据有些记载是七言诗赞体,演唱形式为男女盲者抱着琵琶弹唱,与弹词无异,但陶真无单独作品流传。

弹词起于明代,发展至今成为江南诸类说唱音乐的总称。弹词所继承的变文的传统在明代已得到很大发展,明末清初时的女弹词家陶怀真在自著的《天雨花》中写有“弹词万本将充栋”的字句,说明弹词自明代以来的兴盛情景。

弹词的文体从明代到今,基本都是直接继承变文形式,以七字句为主。弹词的作品有国音弹词与土音弹词两种。国音弹词为案头读物,一般无人演唱;土音弹词则是吴语弹词唱本。著名的国音弹词有用明代杨慎的《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改编的《二十一史弹词》,写赵匡胤一家经历唐末五代兴衰的长篇弹词《安邦志》、《定国志》、《凤凰山》等,都是叙述历史故事的形式。此外,还有一些女弹词家的作品,如陶怀真的《天雨花》,陈端生的《再生缘》,邱心如的《笔生花》者是讲爱情故事的,国音弹词在文学上有一定价值。土音弹词流传至今的作品主要是清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