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至南北朝时期
东汉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汉至南北朝时期为佛教的传入与扩展时期。这一历史时期，以佛经翻译、解说、介绍为主，译文主要是禅经和《般若经》。
汉至三国，佛教教派主要有两个，一是以安世高（公元2世纪）为代表的小乘禅学；一是以支忏（公元2世纪），支谦（公元3 世纪）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涅槃佛性”成为南北朝时代佛教理论的中心问题。阐发佛性学说的著名代表人物是道生（公元434年卒），其学说主要是涅槃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佛陀的说教最初是口传的，为了便于记忆，开始采用了偈、颂的形式。
印度佛乐于东汉末年随佛教经籍一起传入中国。汉明帝时第一个来华的印度僧人竺法兰和桓帝时来华的安息国僧人安世高，都曾传唱过印度梵呗。梵呗亦称呗赞，该词来自印度，据梁高僧慧皎于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所著《高僧传·经师论》卷13所载：“然天竺方俗，凡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昔诸天赞呗皆以韵入管弦。”早期佛教音乐是以呗赞和转读为代表的。呗赞用于佛经偈颂部分的唱诵；转读用于佛经散文部分的唱诵。随着佛教的传入，虽然佛经的唱诵仪制已被汉地僧侣接受，但印度的呗赞音乐的传入却有障碍。慧皎《高僧传·经师篇总论》中又言：“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
上文所载，可知当时经过汉译的经文，因为不能与原来的音乐吻合而妨碍了印度佛乐的传播。
东晋之初，佛教势力始盛，由于佛教的推广，亦促使了佛教音乐的发展。中国佛教唱诵音乐梵呗的创立，传说以陈思王曹植（公元192～232年）为起始。在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12中，《法苑杂缘原始集》、《经呗导师集》的目录里，已有《陈思王感鱼山梵声制呗记》的标题[3]。陈思王曹植于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230年），游览鱼山（在今山东省东阿县），闻岩洞内传有梵音歌唱，便拟写音调并依《太子瑞应本起经》的内容编撰唱词填入曲调，后被称为“鱼山梵呗”。慧皎《高僧传·经师论》中有载：“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天乐神）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4]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其后帛桥、支龠亦云祖述陈思，而爱好通灵，别感神制。”唐《法苑珠林》卷36中亦载：“魏时陈思王曹植……世间艺术无不毕善。……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而侍御皆闻，植深感神理，弥悟法应，乃摹其声节，写为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代，梵声显世，始于此焉。其所传呗凡有六契。”
当时传诵的梵呗，除曹植“鱼山梵呗”外，均为西域僧侣所传之梵文梵呗。如僧佑《法苑杂缘原始集》中《经呗导师集》和《出三藏记集》卷13记载，月支人支谦自黄武元年至建兴二年（公元222～253年），在从事译经活动的同时，根据《无量寿经》和《中本起经》的内容，制“赞菩提连句梵呗”三契[5]。后康居国僧侣康僧会（公元280年卒），据《双卷泥洹经》，制“泥洹梵呗”，其声“清靡哀亮，一代模式”[6]。据《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本传记载，西晋末年西域僧帛尸梨蜜在建康传授西域梵呗，根据其声腔特点而被称之为“高声梵呗”。东晋孝武帝初（公元373～396年在位），月支国昙籥住建康的建初寺，特擅于声法转读，制“六言梵呗”而流行于当时的建康。支昙籥造，“六言梵呗”最早载于《法苑杂缘原始集·经呗导师集》。题为《药练梦感梵音六言呗记》，取《佛说超日明三昧经》卷上的一首偈共40句而为，等等。
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公元460～494年），齐武帝萧赜次子。历任宁朔将军、会稽太守、竟陵王、司徒、太宰等。好礼才学之士，敬儒好佛。永明七年（公元489年）召请金陵各寺梵呗高僧县迁、僧辩等选梵呗新声，考文审音，命王融编撰“法乐歌词”，子良作序。
“鱼山梵呗”的创制，萧子良《转读法并释滞》、《赞梵呗偈文》、《梵呗序》等多种著述的问世[7]，以及《帝释乐人般遮琴歌呗》的译出和流传的记载，是转读和呗赞音乐系统在中国成立的标志。但早期梵呗之声，主要来自西域，在萧梁时代，印度呗赞仍是佛教音乐的正宗。
佛教音乐的部分汉化，是唱导的推广与转读的改制，唱导制度是在东晋正式确立的。东晋末年的慧远（公元334～416年），为净土宗初祖，在道安（公元314～385年）制定讲经、唱诵、道场忏悔等关于偈赞、转读仪礼的基础上，而形之唱导这样一项独立的讲经项目。为了讲授佛典教义时获得良好的效果，他注意唱导的音乐性，采用了多种民间演唱艺术的技艺，对佛教推广中的通俗化、大众化起了重要的作用，可谓开净土宗繁荣佛教文化艺术之先河者。转读的改制，重要的是西域梵声与中国语言之结合，经过几代僧人的创造实践，到萧子良主持创制的“经呗新声”，以其哀婉的转读风格自成体系，并取得了正统的地位。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清规与仪轨全面建立的起点，并成为后世的轨范。此时，萧子良开创了我国佛教仪轨施食佛事，并撰写了我国第一部施食仪轨专著《施食法》，该著作属于密教的“施食”仪则，原与《僧得施三业》合为一卷，早已失传。只能从《出三藏记集·齐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录》中，见其目录。与此同时，南朝梁武帝萧衍（公元454～549年），首创佛教仪轨水陆佛事，他用三年时间撰成《水陆斋仪》，成书于天监四年（公元505年）[8]，当即于润州（在今镇江市）金山寺举行：“无遮大会”。据《南史·武帝记》载，梁武帝在位期间，先后共举行过15 次“无遮大会”，自此以后，南朝盛行“水陆”佛事。《水陆斋仪》历经各代重修与增删，一直流传至今。元僧觉岸的《释氏稽古略》卷2中还记载了梁武帝即位前，请僧为其亡妻撰制《慈悲道场忏法》（10卷），并为之做忏法道场，后世称之为《梁皇忏法》或《梁王忏法》。据志盘《佛祖统记》卷37所载，梁武帝在位时（公元502～549年在位），在中国首开“盂兰盆斋”佛事，以祭宗亲先亡者。起始于南朝的佛事，还有“八关戒斋”[9]，以及起始于东晋而在南朝时广泛流传的“浴佛”[10]，等等。
南朝时期，佛教乐舞的整理与创新，佛教仪轨与制度的创制，梵呗唱诵法的制订等等，为后世佛教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石。
北朝时期，西域乐工大量迁徙入华，礼神与娱人的佛曲亦随之传入。北朝除了流行传统梵呗外，寺院也常有伎乐活动。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就多处记载了佛寺大会中的“行像”[11]情景与歌舞盛况，而在此同时，汉地音乐亦因此大量融合到这一文化中来。如南朝梁武帝萧衍，将佛曲引入宫廷，据《隋书·音乐志》载，创有佛曲《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10首，这是汉族佛曲的最早实例。梁武帝在宫廷中还专门设立了“法乐童子伎”，演唱、演奏和表演法乐歌舞。
与南朝相比，北朝各代帝王宫室更偏重于寺塔建筑、造像石雕，与南朝偏重礼乐文治，形成了南华北质的不同的佛教文化特点。总之，南北朝时期，各种佛教仪轨的创立和形成，是佛教音乐发展的前提与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