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索乐类乐种
弦索乐:全部用弦乐器演奏的民间器乐合奏形式。一般仅用三、四件富有地方特点的弦乐器演奏。如弦索十三套:所用主要乐器为胡琴、琵琶、筝、三弦;河南大调曲子板头曲:所用主要乐器为三弦、琵琶、筝、二胡;潮州细乐:所用主要乐器为二弦、筝、琵琶;广东客家清乐:所用主要乐器为头弦、筝等。
弦索乐类主要乐种介绍。
1.弦索十三套
弦索十三套为《弦索备考》明谊(荣斋)汇编,清嘉庆甲戍(公元1841年)年抄本之译谱[2]。这13首套曲的名称与结构框架如下:
(1)《十六板》,16段,有短小引子。
(2)《琴音板》,10段(附琵琶部分:尾声、木兰花、节煞)。
(3)《清音串》,4段,另有尾声(附《岔串》、《竹子》分谱)。
(4)《平韵串》,3段。
(5)《月儿高》,7段,由第2段起各段标有曲牌名,依次为〔桂枝香〕、〔解三酲〕、〔玉抱肚〕、〔金络索〕、〔画眉序〕、〔红绣鞋〕。
(6)、《琴音月儿高》,7段,分段曲牌名同《月儿高》。
(7)、《普庵咒》,18段,分段曲牌名与标题为〔垂丝钓〕、〔佛头〕、〔普庵咒〕起段,
头回、头回一转、头回二转、头回三转,
二回、二回一转、二回二转、二回三转,
三回、三回一转、三回二转、三回三转,
结段、〔金字经〕、〔五声佛〕(附13段中的东城指法)。
(8)《海青》,19段,第13段标记“撒围”、第14段标记“三回做鹅鸣”、第19段标记为“大煞尾”。
(9)《阳关三叠》,6段,另有尾声。
(10)《青松夜游》,7段(第7段为尾声)。
(11)《舞名马》,5段,第5段标记为〔定鼎儿〕。
(12)《合欢令》(原始谱与事谱),不分段。
(13)《将军令》(原始谱与筝谱),由引、身、出鼓3段组成(3 段后可接〔翻天鹞〕、〔金蝉傍〕2曲作尾)。
弦索十三套清代盛行于北京民间,在上层社会和文人中间亦广泛流传。编者在绪言中称这些乐曲为“今之古曲”。关于这些套曲的来源,在《琴音板》一曲中注曰:“琴音,一名变音。本朝王隆彰变原曲,法琴音而作[3]。”在《琴音月儿高》一曲中注曰:“亦王隆彰作。”指明清代人王隆彰借鉴了古琴的演奏技法对“古曲”所进行的加工和改编。其中《普庵咒》、《海青》、《月儿高》等乐曲,与同期在南北各地传承的琴曲、琵琶曲亦有着明显的同曲异形的关系。
13首套曲所用乐器,据《弦索备考》载,除《合欢令》、《将军令》两曲只有筝的分谱外,其余11套均用琵琶、弦子(三弦)、筝、胡琴(可能指四胡)4件乐器演奏。此外,有些乐曲加用了箫、笛、笙3件吹奏乐器与1件擦弦乐器提琴,但这些乐器属“非弦索正宗”,是可有可无的。在有些分谱的曲名之下,特别注明有“不宜吹”、“万不宜吹”字样,指明了这些“非弦索正宗”的乐器在某些曲谱中是万不可使用的。虽然《合欢令》与《将军令》两曲只有筝谱,但在《合欢令》曲名标题下,编者注明了“诸器皆可用”,说明该曲并不仅专用于筝的演奏。
《弦索十三套》各曲的宫调与各件乐器调名、弦法的关系

续表:

弦索十三套乐曲《合欢令》
《合欢令》即是“开手”乐曲,也是乐友聚会或喜庆节日时演奏的必不可少的一首乐曲。
据《弦索备考》记载,演奏《合欢令》时各乐器定弦。
胡琴:d1-a1(正宫调);
琵琶:A d e a(正调)或A B dg(变调);
三弦:G d g(越调,宫=G)。
但在历史传承与实际演奏中,《合欢令》的三弦定弦法为AB #f(正调,宫=D)。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弦索备考》中13首套曲的三弦定弦法主要有正调、平调、越调三种。其中正调定弦法乐曲4首(含《合欢令》、《将军令》),平调定弦法乐曲7 首,越调定弦法乐曲1首,变调定弦法乐曲1首。一般地来讲,所谓正调定弦法意味着该乐种大量曲目中运用得最多的主调,实际上在19世纪初叶13首套曲被记录的时候,平调定弦法有7 首乐曲,可能正是19世纪初弦索套曲传承时三弦定弦法的正调,而越调乐曲在《弦索备考》中虽然只有一曲,但这种定弦法正是目前20世纪以来广泛运用于我国戏曲音乐、说唱音乐伴奏以及管弦乐合奏时的三弦正调定弦法。从《合欢令》三弦定弦法的变异,可知《弦索备考》中三弦定弦法所用之正调,当在《弦索备考》乐谱抄本以前。也可以印证书中所言“今之古曲”,仅此一点可以看出《合欢令》一曲所传历史的悠久。
《合欢令》全曲包括序部、身部两个部分。
其曲式结构框架:

该曲除序部外,实际上是〔合欢令〕曲牌的两次变奏,每次变奏间插有“合尾”或“出鼓”,形成“三身”的曲式结构特点。乐曲情绪欢快活泼,是13首套曲中演奏得最广泛的一首乐曲。
2.河南大调曲子板头曲
河南大调曲子原称“鼓子曲”,形成于15世纪中叶,它以流行于汴梁(今开封市)的南北小曲为基础,以后又逐渐吸收了雍正(公元1723年~1735年在位)、乾隆(公元1736~1795年在位)年间在北方流行的“岔曲”,并融合了中州音乐语言特点,而形成的一个独立地方曲种。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词曲类“时尚小令”条载:“元人小令,行于燕、赵后,浸淫日盛,自宣、正(即宣德、正统,公元1426~1449年)至化、治(即成化、弘治,公元1465~1505年)后,中原又兴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李崆峒先生初自庆阳徙居汴梁,闻之,以为可继国风之后。何大复继至,亦酷爱之[4]。”可见明弘治后,汴梁便成了小曲传唱的中心。“时尚小令”条又载:“自兹以后,又有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诸曲,……嘉、隆(即嘉靖、隆庆,公元1522~1572年)间,兴闻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乾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渐与词曲相远,……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举世传诵[5]。”此段记载非常生动地记述了在民间传唱时尚小曲的盛况。其中不少乐曲仍传承至今。明代可考的小曲总计有34种,现今遗存于鼓子曲里有12种,属于汴梁小曲或北方小曲的有《山坡羊》、《耍孩儿》、《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桐城歌》、《银纽丝》、《打枣竿》9种。清代,傅惜华在《乾隆时代之时调小曲》一文里,仅就乾隆年间四种刻本《万花小曲》、《西调黄鹂调集钞》、《霓裳读谱》、《丝弦小曲》里所收小曲种类统计,南北小曲及西调共44种,其中见于鼓子曲的有21种,它们是《西调》(背工、西纽丝等)、《寄生草》、《岔曲》(包括起字调)、《劈破玉》、《剪靛花》、《打枣竿》、《边关》、《罗江怨》、《叠落金钱》、《刮地风》、《哭皇天》、《一串铃》、《银纽丝》、《玉娥郎》、《码头》、《倒搬浆》、《吹腔》、《莲花落》、《呀呀哟》、《桐城歌》、《金纽丝》。以上资料,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历史上汴梁小曲与鼓子曲的关系。鼓子曲渊源于明、清两代的北方小曲,又因鼓子曲发源地是开封,因此,它的主要成分当是汴梁小曲。
清末,流传在农村的鼓子曲的表演形式与内涵开始有了变化,由原来以叙事体为主、代言体为辅的说唱形式,向着以代言体为主、叙事体为辅的戏曲形式演变,逐渐有了和尚、老旦、小生、姑娘(小旦)4种角色,开始演唱戏文本事。这种表演形式的变化,深受群众喜爱,这种戏剧化了的鼓子曲便被称为“小调曲子”,而把保持原来艺术特点的鼓子曲称为“大调曲子”。
大调曲子传统演唱形式,大多为一人唱众人和;另外,亦有二人对唱的形式。主唱者执手板,其他演唱者执一、二件乐器自弹自唱,所用乐器主要是筝、三弦、琵琶3件,其中三弦是唯一一件不可缺少的乐器。这种伴奏形式,是明中叶以来在河南、山东、安徽流传的“弦索”之遗存。大调曲子在演唱前往往要演奏几首器乐曲,以后这部分乐曲逐渐发展为可独立演奏的器乐曲,俗称“板头曲”。
河南大调曲子板头曲流传地域很广,尤以遂平、南阳、开封、泌阳、邓县、许昌、周家口、禹县等地更为盛行。所用乐器主要是弦乐器,而以弹弦乐器最有特色。弹弦乐器有三弦、琵琶、筝、月琴、扬琴;擦弦乐器有二胡(俗称二嗡)、京胡、坠胡。管乐器基本上不用,有时仅用箫。打击乐器有板、八角鼓、月鼓等。其中主要的4件乐器是三弦、琵琶、筝、二胡。
河南大调曲子板头曲所用三弦多为中鼓三弦,很少用大三弦和小三弦。常用调是F调和G调,定弦为:Gdg或Fcf。
河南大调曲子板头曲的曲式结构,均为68板体乐曲。代表性乐目有《高山流水》、《思乡》、《上楼》、《下楼》、《打雁》、《落院》、《泣颜回》、《闺中怨》等。主要的演奏家有南阳的曹东扶,泌阳的王省吾,遂平的梁在平、曹正,许昌的任清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