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唱艺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三、说唱艺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说唱艺术常被认为是一种市井文化，它拥有的听众虽然大都是山野村夫、市井小民，但人数最多。由于这种形式非常灵活，在斗室陋巷、穷乡僻壤都可以表演，正如文学家所形容的，“似水银泻地，无孔不入[1]。”其实它在历史上也影响到文人，进入过宫庭，因而它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及传承发展中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说唱艺术中讲唱历史的形式对历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一定作用。说史之风古已有之，古代演说历史的大都是瞽者，他们在宫中为取悦君王便对史料加以渲染，讲史中有说有唱，如在众多的讲史的瞽者中，最杰出的首推左丘明。左丘明是一位双目失明的瞽者，非常博学多才，传说《国语》、《左传》皆为他所作，人们尊奉他是第一位史学家，但往往没有想到他也是一位瞽者说唱艺术家，《国语》和《左传》这两部典籍实际是瞽者说书的记录，文词是通过反复诵讲后形成的，由左丘明和他的弟子们口口相传，不断修改润色，才成为文词优美，叙述事件生动逼真，刻画人物惟妙惟肖，令听者有身临其境之感的佳作。讲史的说唱艺术风格也影响到位居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作者司马迁也谙熟这种风格。明代文学家归有光就曾说过，太史公在史记中但若热闹处就露出精神来了，与如今说评话者然，有兴头就唱起歌来。归有光的确领略了《史记》作者与说书人的共同情趣。

《左传》、《史记》的讲史之风直影响到宋代又沿袭至今。从《封神榜》、《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至《隋唐演义》、《水浒传》、《明英烈》可以说有一部同源于《史记》的民间说书人的“二十四史”。不过说书人的“二十四史”逐渐与正史有了明确的分野，因其生活在民间，就往往对民众们感兴趣的人物大加渲染，对一些历史上的大人物反而不以为然。因而形成中国民众对秦皇汉武的丰功伟绩并不尽知，而老幼妇孺却无人不对关公、张飞、赵云以及武松、宋江、李逵了如指掌，这不能不说是民间“史官”——说书人的功劳。这样无视大人物的态度，恐怕令那些盖世的国君们在冥冥之中还颇不服气呢。

第二，说唱艺术对中国古典文学也有一定影响。古典文学大师吸收说唱艺术丰富自己的例子比比皆是。从说唱艺术形成之初的变文形式就为唐代大诗人青睐，诗人白居易就曾把变文的词句用在自己的诗中。这在孟綮的《本事诗》中有一段记述白居易与张祜相见的文字，写道：

这段文人戏谑的文字，道出了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两句诗是取自变文《目连变》中的词句。

施耐庵的古典小说《水浒传》基本上是在说唱艺人创造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元明时期，《水浒传》的词话弹唱非常流行，实际早在南宋时已有说书人说唱水泊梁山好汉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称说唱“三十六友”，罗烨《醉翁谈录》中所记的书目名称就有《石头孙立》、《青面兽》、《武行者》、《花和尚》四种，每篇独立。到了元代，三十六友故事因符合民众对元人统治者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所以就更加盛行，说书人创造了一个个生动的绿林好汉形象。文学家经研究认为，施耐庵是把“书会先生”的创作“集撰”而成长篇小说《水浒传》的，他集撰之初仍用的是词话体，到了明嘉靖前后才逐渐删改为散文本的。今见最早的《水浒传》刊本虽已成散文体的章回小说，但保留的唱词还相当多，如高阳李立伯所藏明刊本《忠义水浒传》第四十八回有一段描写祝家庄的文字中写道：

这是一段明显的叙述体唱词，原为说唱艺人书坛上唱的，因此段唱词可引出下文，所以小说中不便删去，由此可看出《水浒传》以唱本作基础的痕迹。《水浒传》作为章回小说，每章前部常有：“话说”，结束时有：“且听下回分解”，皆是保留了说书人实地说唱的形式。因此文学家陈汝衡先生指出：“我们有理由相信，今本散文体《水浒传》的前身是《水浒传词话》[3]。

中国近代的文化名人也对说唱艺术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非常重视，他们在20世纪30～40年代就在《世界文库》中收入了大鼓子弟书唱本，韩小窗和罗松窗的《东调选》和《西调选》，使中国的说唱文本与西班牙的《唐吉诃德先生》和俄国果戈理的《死魂灵》等世界名著并驾齐驱。

第三，说唱艺术也对宗教文化的发展传承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的佛、道文化在说唱艺术中占了很大成分，唐代佛教寺院盛行俗讲，敦煌文库中发掘的变文是俗讲的唱本，内容大都是佛经故事；后世又有宣卷也是与佛教有关的曲种，包括各地的莲花落都是通过说唱弘扬佛法；明清以来，道教弟子游方，手执渔鼓简板，潇洒地唱着道情，讲述出世避俗、修道成仙的故事，如《八仙过海》、《三度林英》、《雪拥蓝关》等，发展开来，已成为说唱艺术的重要类别。

注　释

[1].郑振铎著：《中国俗文学史》，上册10页。

[2].陈汝衡著：《说书史话》，22页。

[3].陈汝衡著：《说书史话》，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