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戏曲音乐

我国的语言文体，在唐朝，大部分是五言或七言律诗绝句。进入宋代时，长短句占了上风。宋代大曲因此也使用长短句，有别于唐朝大曲的五、七言诗体。这自然又引起音乐曲式和旋律的变化，如“偷声”、“减字”、“添声”、“摊破”等等，都是歌词字数上的简化或增繁造成节律上的变化。因此，宋大曲在音乐形式上比唐大曲自由、丰富得多，增加了许多打破规整结构的手法。除上述词变化造成的节律变化外，还有“促拍”、“破”、“犯调”等等体现灵活性的手法。这些均为戏曲音乐的丰富表现需要奠定了基础。

当然，宋大曲区别于唐大曲，不仅体现在词形式与曲形式上，更重要的一点是，宋大曲中的戏剧成分又有了相当量的增加，以至从量变走向质变，大曲逐渐完成了蜕变，而成为杂剧。

宋元时期戏曲的形成与说唱艺术的发展，也不无关系。这一时期，它因城镇文化的逐渐繁荣而走向成熟期。据《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宋时的说唱艺术品种已相当繁多。有说史书、讲故事、谈经、学乡谈、说诨话、合生、商迷、陶真、涯词、鼓子词、唱赚、诸宫词等等。其中，鼓子词、唱赚、诸宫调等的声乐成分已相当发达，曲式结构也已能够依同一宫调将若干曲牌联用，并加引子与尾声，凑起成套的新形式（诸宫调）。说唱艺术兼有讲说的散文与歌唱的韵文，因此，说唱比起歌唱来，戏剧性显然要强些。从声腔艺术的发展来看，说唱音乐比歌舞音乐更接近戏曲音乐。因此，从说唱音乐向戏曲音乐的过渡更加顺畅。

宋代北方杂剧蓬勃发展的同时，南方则崛起了南戏。南戏的音乐采自流行于南方的民间小曲、宋词调和歌舞大曲的音乐及唱赚等说唱音乐。南戏曲调中衬字很少，也很少夹杂俗语、宾白。曲分引子、过曲、尾声三部分，同一曲牌已有“前腔换头”的变奏形式，音乐上不受宫调的限制，曲调的使用更强调配合剧情与人物刻画的需要。南曲在演唱上突破了北方杂剧一人歌唱的成规，各角色同台皆唱，因此，在独唱之外增加了对唱、齐唱、轮唱、合唱等多种形式。南戏在成长过程中，虽受杂剧很大影响而有走向雅化的趋向，但其风格却与杂剧大相殊异，逐渐形成各自的特点：杂剧倾向豪放的阳刚之美，南戏倾向婉约的阴柔之美。这种鲜明的风格色彩对比，是中国地域文化的特殊产物。元中期以后，则出现了“南北合套”的做法——即南北戏曲艺术家们有意识地使用了艺术的对比原则，是交融，又不失南北各自的风格特色，甚至在相互的衬托中，更强化了各自的特色。

其实，史学界对戏曲的形成期众说纷纭，计有：元代说、宋代说、唐代说、汉代说、先秦说等。不管怎样，理论界大多认为，戏曲的萌芽期虽然不一定晚于古希腊的悲喜剧和印度的梵剧，但是，戏曲艺术的成熟期，确实晚于前两者。这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一点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当规模的都市出现得较晚，传统文化的主流是非商业的。任何舞台艺术的昌盛，往往与观演之间的商业运作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