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黄老之学，思想环境的复兴

战国末年，秦始皇采用韩非子、李斯的法家学说，确定“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治国方略，为征服六国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法家治民“严而少恩”，思想方法缺少灵活性，在战争时期其恐吓手段会奏效，一旦用来治国，从决策到行动单一性的弊端就暴露无遗。如追溯秦王朝最终的覆灭原因，恐很大部分可归于法家这种不得人心的统治方式。

汉朝初年，为不重蹈秦的覆辙，统治者进行了一番关于秦亡的讨论。 (2) 《汉书·曹参传》记载：“天下初定……参尽召长老诸先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请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遇有重大国事，上下不敢轻举妄动，时时以史为鉴。匈奴单于曾轻侮吕后，樊哙请求发兵攻打匈奴，季布以为樊哙此举极端危险，他说：“秦以事胡，陈胜等起，今疮痍未瘳，哙又面谀，欲摇动天下。”（《汉书·季布传》）

儒学在汉朝初年曾试图进入当权者的视野，为此与道家发生争执， (3) 司马迁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史记·老子列传》）论争的结果是儒学落败。最高统治层大多出身草莽，不习惯儒学的那套繁文缛节。汉高祖刘邦见儒生动辄大骂“竖儒”，甚至以溲溺儒冠，司马迁明确说“沛公不好儒”（《史记·郦食其列传》），原因是“（天下）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史记·陆贾列传》）。加上刘邦周围的一批大臣如陈平辈学的是黄老之术， (4) 儒生更是没有进阶的时机。直接以儒生的身份去见刘邦的，大多没有好下场。擅长《诗经》的申公，曾在刘邦过山东时率众弟子“见高祖于鲁南宫”（《史记·儒林列传》），结果无功而回。著名的儒者叔孙通，开始以儒服见刘邦时，被刘邦嫌恶，只好改变饰服，穿楚制的短衣，才得到“汉王喜”（《史记·叔孙通列传》）。从历史的进程看，儒学在汉初还找不到其发挥作用的位置。

这样，凭着一种常识的判断，从历史上出现的显学中启用与法家截然相反的黄老思想“无为而为”的统治方法也就成了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汉书·曹参传》载，在争论学儒无果的情况下，“闻胶西有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结果，曹参继萧何为相国三年，获得了很高的成就，“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一’”。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又有了明显的治国成效，统治阶层一度读黄帝、老子成风，如《史记·外戚世家》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5) 把黄帝和老子合称，在当代的考古发掘中也有明显的证据：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批帛书中，被称为《经法》的黄帝书和《老子》一书就合抄在一起。

老子的思想已充分表达“守静”“贵柔”之义，汉人之所以要加上黄帝，除了两者学说的相似，更是为了增加权威性和说服力。在《汉书·艺文志》中，属道家类、和《老子》放在一起且与黄帝有关的书，主要有《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黄帝相》等。《隋书·经籍志》说：“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羡，处冲虚而已，无上天官符箓之事。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清静无为”能“治民”，在《老子》第三十九、四十五章和五十七章中出现的“天清”“地宁”“清静为天下正”“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等说法无疑启发了统治者。在知识界，受道家影响，汉代有了新发展，作为新道家的代表，陆贾的《新语》大受欢迎。《新语》指出秦政“有为”“多为”的弊端，即：“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