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统说”，政治秩序的合法化

“三统说”是阴阳五行在政制的表现形态，这一学说集中表述在《三代改制质文》。三统说是一种认为历史朝代必须按照黑统、白统和赤统三统依次循环更替的学说，凡是异姓受命而王都必须改正朔。由于正朔时间不同，物萌之时的颜色各异，与此三正相对应，也就有了黑、白、赤三色。具体而言，黑统以寅月（一月）为正月，色尚黑；白统以丑月（十二月）为正月，色尚白；赤统以子月（十一月）为正月，色尚赤。因此，“三统”又称“三统三正”。当然，新王改制，除改正朔、易服色外，车马、牺牲、冠礼、昏礼、丧礼、祭牲、荐尚物和日分朝正等项制度也要作出相应的改易。以“三统三正”来对应历史朝代，殷朝是正白统，建丑，色尚白；周朝是正赤统，建子，色尚赤；《春秋》是正黑统，建寅，色尚黑。董仲舒认为，新王建朝，必须保留前二朝之后，为他们封土建国，允许他们保留各自旧朝的制度，与新王朝并存，这叫“存三统”（又称“通三统”）。本届三统称作三王，三王之上则有五帝、九皇，共为九代。三统移于下，则五帝、九皇依次上绌。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三统说关于《春秋》以下王朝统属的排列比较复杂。按理，《春秋》既为黑统，随之而后的秦朝当为白统，而汉朝则为赤统。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按照董仲舒的理解，西狩获麟是孔子受命之符，但是孔子有其德而无其假，只能托于王鲁而作《春秋》，以当一王之法。在董仲舒看来，《春秋》的一王之法是专门为汉朝制定的，他以《春秋》为黑统制度，其实也就是许汉朝以黑统制度。在《天人策》中，董仲舒更是明确指出：“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5) 夏为黑统，汉用夏政，当然也就是说汉应为黑统。汉人根据“五德终始”系统，对上古历史作了彻底整理，与三统说相对应而互为表里的则是“三道”论。根据董仲舒三统说，夏、商、周三王的统属分别是黑统、白统、赤统。董仲舒认为，三王的统属不同，其正朔、服色及治道也随之不同。董仲舒承袭了孔子的损益观，肯定夏、商、周的治道分别为忠、敬、文。在三统说里，董仲舒认为汉继周而建，当为黑统；同样，在三道论中，董仲舒也主张汉朝“用夏之忠者”。如果我们将三统说与三道论结合起来，便不难看出，三统与三道其实既是一种对应关系，也是一种表里关系。从对应关系而言，王朝的统属和王朝的治道是相一致的，如黑统对应忠道，白统对应敬道，赤统对应文道。同时，由于三统是循环的，因此，三道也随之而循环。从表里关系言，三统言改制，其实只是“改正朔、易服色”，其变化只是一种表象；而三道言变易，实际上是肯定道变，因此是一种深层次的变化。

董仲舒三统说所勾勒的历史循环系统，其内涵并不只是三统、三道的循环，还有与三统、三道相关联的商、夏、质、文“四法”的循环。四法与三统、三道各自为小循环，又相互配合，十二代构成一大循环。将四法落实到历史阶段来看，董仲舒认为舜法商、禹法夏、汤法质、周法文。关于四法与三统之间的关系，它们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区别在于，从形式而言，四法的循环是一种“四而复”，而三统的循环是“三而复”；从内容而言，四法的循环是一种礼乐制度变易的循环，而三统的循环则主要是一种以改正朔、易服色为主要内容的变易。因此，四法循环变易具有质变性质，而三统循环变易则主要是一种形式上的变易。同时，四法与三统之间又是紧密联系的，它们都是关于历史王朝循环更替的学说，都将秦朝摒弃在王朝统绪之外。四法与三统各自形成一种小的循环，同时它们又互相结合，以十二世构成一大循环。同样，四法与三道之间也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区别在于循环数不同。它们之间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循环变易的内容上。其一，忠、敬、文三道循环变易是一种道变，而四法循环变易也是一种道变（或称质变）。“忠”与“质”的含义相近，在董仲舒的表述中，二者的含义也是相同的。由此看来，这种三道救弊说与质文改制说，表述方法虽然不同，实际内涵则是一致的。其二，落实到历史朝代来看，三道论以周为文道，继周而建的汉则为忠道。同样，四法说也以周为法文，而视汉为法质。当然，若从禹夏开始排列的话，三道说与四法说之间是存在矛盾的。三道说以夏为忠道，而四法说则以禹法夏（即法文）。不过，董仲舒三统说的目的是要说明汉王朝当为黑统、用忠道、法质，在这一点上，四法与三道以及三统都是一致的。董仲舒通常所说的汉当用“夏政”，实际上都是指汉当实行黑统政治，推行忠、质之道。 (6)

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7) ，堪称我国思想史上提出最早、影响深远的一种阴阳五行史观。战国后期，邹衍创立五德终始说，用以解释世界的形成模式。这个模式不但对秦汉之后人们的历史观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直接对秦汉之后的政制产生了深远影响。董仲舒的三统四法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但是，较之于五德终始说而言，董仲舒的“三统”循环说所勾勒的历史系统更长。五德说以五代为循环期，最远溯至黄帝；三统说以九代为最长循环期，所谓“九而复”，最远溯至伏羲氏。三统循环的复杂性也远远超过了五德循环，它既有三统、三正、三道和四法的小循环，又有三统与四法配合进行的大循环。

这一复杂的现世与历史的交错模式中，特别突现了五行相生相胜之理，阴阳则遁入到更为深层的生成道理之中。而众妙之门的中和之道反映在政制中则表现为对“治世”价值的不容置疑，整个三统模式运转的可能皆围绕着这一中枢标准进行，这个“治世”时代也就是三皇五帝时代。董仲舒认为，尧、舜、禹三圣时代的政制是没有弊端的，因此，三圣相继建朝后，也就不需要变革前朝的治道。他说：“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 (8) 推而广之，董仲舒认为整个三皇五帝时代都是政治井然有序、民情质朴不文的时代。这种时代就是道本身，它是变中之不变。不变之道只有通过化“变”取得，这与黄老之学变中求不变是一致的。《黄帝四经·十大经·姓争》说：“夫天地之道，寒热燥湿，不能并立；刚柔阴阳，固不两行。两相养，时相成……若夫人事则无常，过极失当，变故易常，德则无有，措刑不当。”人事是变化不定的，在处理其事务时，擅自改变一贯的制度和政策，德教就无收获，刑罚也会不当，因此要不变故易常。《文子》则从另一方面说：“善治国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下德》）“不变其故，不易其常，天下听令，如草从风。”（《精诚》）董仲舒引“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时，称“古人有言”，这个古人，就是文子。可见董仲舒熟知黄老之学。他称引文子，要汉武帝更化，以求三代相受而守一道的不变之道，“复修教化而崇起之”，这也是他不同于黄老之学，而尊儒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