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俭治礼，政治文明美

“休养生息”的核心意思就是汉初统治者不再像秦王朝那样残酷压迫、剥削老百姓，而是实行宽松的政策，激发老百姓发展生产的信心，给他们更多的实惠，从而形成了双赢的局面，新兴的政权也进一步得到了巩固。与此相应，统治层的生活也不像秦朝那样穷奢极欲，而是主张节俭。汉高祖就曾下诏减免进贡中央的贡物：“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汉书·高帝纪下》）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帝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无增益。针对官俸与民给的紧张关系，汉文帝就曾感慨：“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6) 汉文帝想建一露台，因要花十金（约等于十个中等人家的家产），而最终取消。文帝在免除各地进献方面更为彻底，他曾说：“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马，独先安之。”于是还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 (7) 之后，宣帝在节约宫中开支方面也作了许多努力，他把宫中乐人遣送到田间务农：“农者，兴德之本也。今岁不登，已遣使者振贷困乏。其令太官损膳省宰，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 (8) 元帝也深深体恤百姓疾苦，尽量减少宫中的费用，诏书中说：“间者阴阳不调，黎民饥寒，无以保治，惟德浅薄，不足以充入旧贯之居。其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 (9) 宫中的修缮常常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占去大量农作时间，因此减少这方面的活动，有利于安民兴业。

汉初这种与黄老思想相符的“无为而治”的政治并非“一无所为”、放任自流，而是建立制度，《史记》记载：“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 (10) 萧何在参考秦法的基础上，作著名的《九章律》，成为汉朝制定法律的根据。韩信删原先182家兵法为35家，使军法变得更为简明。张苍为汉朝重新制定度量衡，历法则沿用秦朝以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律法章程对整个国家秩序的正常运作关系重大，相比之下，礼仪不太实用，叔孙通起先就不受刘邦及其部下的欢迎。可是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仓廪实而知礼节”，政治文明的完善逐渐提到议事日程，刘邦开始重用叔孙通，让他为国家各种重大活动制定礼仪，从而营造了一套礼制环境。

叔孙通先用他的弟子和招募来的人进行朝仪的预演，他们在野外用绵索围了一个圈，插上茅草当作君臣的座次，模拟仪礼的排练。一个月后，请刘邦去观礼，刘邦认为效果不错，要求大臣们依样操练。汉七年（前200年）十月（即正月），长安举行长乐宫落成典礼，大臣们都去祝贺。天刚亮，文武官员按等级次序先后被引进殿。殿内早已排好车队，布置了兵器，并且升起了旗帜。随着一声令下，殿下的数百个郎中列队整齐排列在台阶两旁，随后功臣、王侯、将军和军吏向东方站立，而以丞相为主的文官们则向西站立。等一切都安排妥当，皇帝才坐着他专用的辇车出场，他身边的侍从拿着旗帜示意，然后领着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的官员按照次序向皇帝朝贺。臣子都一改以往狂呼乱叫的习气，肃然起来。等行礼结束，又按照严格的礼法在殿上摆酒。那些地位较高的大臣叩伏在席上，然后按爵位的高低一个个起身轮流向刘邦祝酒。君臣酒过九巡，谒者喊：“停！”大家安静有序地退出。整个朝会过程大家都忌惮一旦犯错就会被管纠察的御史赶出的规定，因此没有出现喧哗失礼现象。刘邦说：“我到今日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啊！” (11)

刘邦的这种喟叹，自有缘由。在他即位之初，仪礼同样是叔孙通所定，可是在举行登基仪式过程中（汉五年，即前202年），“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 (12) ，很没体统，刘邦极为担心。这一乱象，贾谊在《治安策》中从服饰的角度也曾指出，他说：“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沿用了孔子当年批评季氏僭越礼仪的思路。刘邦任用叔孙通，经过两年的整顿，政治运作开始变得井然有序，大臣逐渐抛弃当初草莽英雄的习气，熟稔了在另一种政治氛围下该具备的言行举止。这一转变，预示了统治者从“马上夺天下”到“下马治天下”工作重心的转移，也预示了整个社会生活的稳定和有序局面的到来。从刘邦的感慨中，可以看出仪式在政治生活中不是可有可无的，它除给人一种仪式的赏心悦目外，更重要的是满足了当权者彰显权力的欲望。权力不只是表现为上级对下级的发号施令，很多时候是借助仪式的铺排来展现的。权力欲越强烈的统治者，仪式感也越突出，有时为达到某种梦幻痴迷的效果，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来展示。秦始皇到达权力巅峰时，凡遇节日、重大活动以及出行时，就极为注重参与的车队、人数、装饰以及运作环节等诸因素形成的庞大场面来彰显他个人权威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