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依三代，事必据《周礼》

儒学自从被董仲舒正式推上政治舞台并获得政权支持以后，在汉代社会已深入人心。相比于其他思想派别，儒家一出现就致力于编排一系列的礼节以规范人们的行为，礼能给国家、社会带来一套秩序，自然就容易成为在乱世中崛起的掌权者驭下的工具。汉初经秦末之乱，百废待兴，虽然主张黄老“无为”之治，但汉高祖已尝试让儒者给国家各种活动教授礼节，并且从中尝到了权力给予的乐趣。汉武帝时汉帝国达到了空前繁荣，相应地，与各种铺排事件相配套的礼也无所不用其极，导致国库空虚，人民怨声载道。昭、宣时期出现的“贤良/文学”与“大夫”两派之争，实质是对武帝朝由盛转衰这一强烈反差现象的探索。“贤良/文学”之流所追慕的古代理想社会，其核心就在于主张儒家的礼治可以挽救现实的颓势；而“大夫”派则认为不能无原则地照搬古儒的说法，必须从现实情况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才能对国家和百姓有益。两方观点各有长短，相比之下，有治国经验的“大夫”派的观点更符合实情。但王莽的出现，全面实施复古的治国方略，表明了“贤良/文学”派主张在此历史阶段对权力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当然，复古初衷与其现实效果产生了巨大反差，王莽进一步把西汉推向灭亡的境地，则彻底击破了复古理想主义的幻梦。

礼能成立的理论基础，在于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人天生与禽兽有别，即人必须有某种文明举动来与动物区别开来才能成为人，礼就充当了这一能够提升人在世间生存位置的角色。从人性中找出设立礼的合法基础并不能推断出所有与礼有关的事情都是正确的，比如儒家发展出来的“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大大小小的礼详尽地规定了人们的行为准则。在先秦，墨家就从经济的角度指出这种烦琐发展趋势会导致浪费，此外，礼如不随着实际情境的改变而作出相应的调整，也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束缚和不便。同样地，与礼紧密相连的另一个儒家重要主张是仁，两者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一般认为，仁主内，而礼主外，内仁外礼。提倡仁，能给人的内在世界带来最协调的状态。有了仁的境界，自然能外化出一个礼的秩序，礼作为外在过程的训育方式，略带某种程度的强制，经过一段时期的操练，也能积极地促成人内在心理对仁的需求。仁要求直接进入道德修养，其形成有较高的内在复杂性精神的参与，对于有知识素养的人来说较易形成，如要诉诸更普遍的人群，偏向伦理的礼更容易达到风化大多数人的目的。社会生活中的大众一般文化水平不高，故用礼来规训比引导成仁更能取得好的效果。正因为礼有此方便法门，作为世俗君主，更容易以礼治作为其施政方针。王莽在夺权之路上取得成功，说明他熟悉汉朝政权的运作机制，可是在治国的问题上，他却迷信儒生在观念上构造的一朝即能成就千古太平盛世的说法，《汉书·王莽传》就说“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他不顾具体情况照搬古代的礼治措施，专注于创作乐教，讲求符合《六经》的理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而没有工夫处理各种公务以解决那些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给西汉末年社会带来了一道奇特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