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类比附，制作人工图景

阴阳五行本衍自于儒家，但因其随意比附，荒诞不经，在先秦时期已沦为末流，成为民间术士谋取利益的手段。董仲舒在汉代重拾旧学，把阴阳五行提升为解释整个古人所能理解的世界的工具，由此也提升了现实帝制的品格，从而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这种成功范例，大大鼓动了两批人即读书人与方士（或者说儒家与阴阳家）的合流。读书人的知识背景主要倚仗的是儒家经典，而江湖术士更关注的是现实功效，两者各有所长，一旦结合对双方都有好处。一方面，方士的一套说辞及做法有了经书的支撑，获得了合法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儒生读书的本来目的就是在现实找到施展抱负的机会，有了方士的点拨，也就迅速修改读书的进路，剪除那些大而空的观念，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制造那些能产生现实功效的说辞中去。

阴阳五行为儒生与方士的结合提供了可能性，作为其产物的谶纬在指向现实方式上有两种：一是对现实的世界性描述；二是突出自然灾异现象与人世得失的关联。第一种指向除了为知识划定界限，核心在于为整个政权的合法性辩护；第二种指向则具有多变性，它随时为当权者的好恶服务，特别是自然界没有出现与主观意图相符的征兆时还可以人为地制造出来。第一种对真实世界不增加多余的图式，仅是在其经验世界里找到相应的理论加以比附，尽量做到逻辑自洽就能达到目的；而第二种有明显的人为性，在基于第一种被承认的逻辑框架中为真实自然界增添了人工造物，也就必然带来某种环境效应，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把这种人工造物当作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