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衷乡居生活——爱吾庐
田园风光一大部分就包括围绕住地所开展的生活，陶渊明很多诗文记下他充满绿色生气而又恬静安适的住宅环境以及与友邻之间欢饮畅叙的情景。
第一，穷巷僻居。
陶渊明在整个田园描述中，时刻不会遗忘对自己居住环境的关照。有关这一方面的主题，最为集中反映在《归园田居·一》和《读〈山海经〉·一》。诗中写道，“草庐”有八九间，绕房宅周遭有十余亩地，它们位于僻静的村巷中，榆树和柳树 (15) 遮住房屋的后檐，院落前长满桃树和李树，远处邻村的房舍依稀可见，村落各处飘荡着袅袅炊烟。平日里在巷的深处不时会传来几声狗吠，桑树顶也偶有雄鸡鸣叫，不但未能打破平静，反而使居住地显得更加偏僻。远离喧嚣，“草庐寄穷巷”（《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穷巷寡轮鞅”（《归园田居·二》），“穷巷隔深辙”（《读〈山海经〉·一》），老朋友偶尔驾车经过，看到居所就明白了主人的含义，只好打消探望的念头，掉头离去。离开官场，没了保障，住在草庐，“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拟古·一》），为了生活，陶渊明“开荒南野际”（《归园田居·一》），“种苗在东皋”（《归园田居·六》），参加各种农事。初夏草木茂盛，绿树围绕，园中的蔬菜已熟，到黄昏，虽然“日入室中暗”，但“荆薪代明烛”（《归园田居·五》），把采摘下来的菜配酒而食，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偶尔阵阵和风伴着一场小雨从东而至，使人倍感自然的清新与惬意。更重要的是，耕作回来，还可以自如地阅读自己喜欢的《山海经图》《穆天子传》等书籍，做到了地地道道的“耕读人家”。至此，陶渊明回想到从前作为“羁鸟”，而如今犹如“众鸟有托”、能够“俯仰宇宙”，真切感到“不乐复何如”，不禁喊出“吾爱吾庐”这一爱家心声。
第二，陋室余闲。
在《答庞参军》中，陶称自己“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岂无他好？乐是幽居”。如此居住，避开杂事可以说是到了极致的地步，“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归园田居·一》），“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归园田居·二》）。柴门由于很少开关，甚至成了摆设，“门虽设而常关”（《归去来兮辞》），门成为道具，失去了它的实际用途。五六月间在北窗，遇凉风，发通古之幽思，飘飘然竟自谓羲皇上人。
陶渊明记录了发生在草庐的一次遇火事件：“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肪舟荫门前。”（《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这是生活中的悲剧事件，但从诗境的角度，可理解为在平常环境中突然出现了不平常境，好像老天搅动了一下，又可称为“搅动境”。
陶渊明还记录了发生在草庐的物候事件：“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拟古·三》）诗中写道，伴随第一声春雷，下起了及时雨，各类蛰虫被唤醒，草木枝叶舒开，春回大地，大自然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此时此景，一对燕子双双飞进草舍的旧巢。整个过程带有先后关系所引发的环境效应，成了一个生态链条。关于早春，《逸周书·月令解》说一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夏小正》有“二月……来降燕”。显然，陶渊明借着古人的记载或农谚，把开春这些充满诗意的物象串联了起来，最后诗意集中到燕子身上，称燕子的行为是“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并对燕子恋旧巢这一自然现象加以赞美，诗人假借燕子的口吻对屋的主人说：“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拟古·三》燕子在此的表态具有普遍意义，指的就是人，人具有回归过去美好意愿的共性，陶渊明甚至用它来自喻：我就是这种“恋旧居”的人。
第三，家居友邻。
当时人的归隐方式有“渔隐”“樵隐”“医隐”“吏隐”等，陶渊明不同于其他魏晋诗人对隐士生活不食人间烟火的描摹，同时也不入超凡进仙的彼岸世界，而是在归隐生活中充满了人间交往的真情。
拒绝了不必要的俗世交往，并不是完全与人隔绝，而是更为主动地找合适的人交谈：“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二》）乡村民风淳朴，乡民善良诚实，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交谈，要注意人事中的度，恰恰有时与部分人保留在“话桑麻”之中更为适合。当然陶渊明自己是有某种“出离”的可能，能在更大的视野看这种有限制的又无障碍的交流，从中获得延伸上的自由。来往的人不可能也不想沾染他这部分的心灵空间，这样，就能得到各自的所需。如双方试图去突破相互之间的界限，反而出现“有杂言”的困局，变得更不自在。
陶渊明移到村的南面居住，不是出自风水的考虑，主要就是想到可以经常交流的佳邻：“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移居·一》）经过多方探寻，果不其然，终于找到了通情理的邻里乡亲，并且获得了往来的理想状态：“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二》）在不同的时节，不管农忙或农闲，相互之间的都能得到对方在身心方面的恰当慰藉，处于这种单纯又充满温情的自洽环境中，陶渊明深情地感慨：“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移居·二》）人际应酬，饮酒欢笑，能获得如此圆融的程度，世间已难找到了。
当然最高级的交往是“以文会友”，一部分邻居有极高的文化，一定程度上能在心灵层面进行交流：“邻曲 (16) 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一》）通过学术的切磋，增长了见识，扩大了心理空间，也就有了更多力量超越现有的生存状况。大家以心观物，意识到“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不再讲究住所的大小好坏，无意中收到了“学识能美化居住环境”的功效，从而反向又强化了过去一贯“乐道守贫”的生活信念。在此，可以看出，心境和物境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心境的拓展可以弥补物境的不足，或者干脆就遗忘物境的存在。如果心理力量足够大的话，甚至可以把“敝庐”当成“广厦”来看，在这小屋内，纵谈古今，欣赏奇文，抗言辩难，它装下了天下，自然也就成了定居、安居之所。总之，通过读好书、会佳友，可以给生活带来很多温暖。
第四，旧居凋敝。
陶渊明的旧居，位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在回旧居之前，陶渊明已经历了辞官归田后的六年躬耕生活，回到阔别已久的柴桑故地，感触良多，于是写下《还旧居》。诗中看到的旧居所在地是一幅残破衰败的景象：“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只有某些地方可以留恋：“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这些能唤起注意的地方也许就在于它们曾是陶渊明年轻时立下雄心壮志之处，可是如今人老志颓，事业无成，不禁“恻怆多所悲”。因为有旧屋的美好记忆，对别人的故居，也很专注：“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归园田居·四》）新旧对比，他对新居的生活自然倍加珍惜。
就此，不管旧居还是新宅，放在时间的长河中看，都是暂居之地：“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七》）人生犹如白驹过隙，生命最终的归宿是坟墓，此处的“旧宅”指陶家的祖坟。在生命还没有完结之前，解决困扰的办法是“一觞聊可挥”，借酒来缓和一下，得到某种程度的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