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重效验

如何扭转这种在罔顾事实基础上猎奇说怪、增益辞藻的趋势呢？王充的《实知》和《知实》在指出俗儒所易犯的错谬的基础上，集中提出了他的解决途径。

在《实知》这篇文章开头，王充明确把批判矛头指向谶纬，事实上上述两种倾向都可以纳入谶纬。谶纬的基本套路可归为三个环节：一是经书中先记有某些圣贤及所行之事；二是在相关语境掺入增益的怪异之事；三是与制作者现实指向相配合。当中利用了圣贤的权威使日常的事件变得非正常化和合理化，又糅合了传统阴阳五行的配伍方式和物象的联络习惯，其最终目的可追溯到为权谋家服务这一起点上。王充举出的例子是常见于谶书中所谓“孔子遗谶书”一事，它说的是孔子临终前，预言了三件事，即“秦始皇至孔宅”“董仲舒乱我书”和“亡秦者胡”。假定这三件事在历史上都发生过，问题的重点就在于编排者用了一个小伎俩，即建立在已知的事实上硬性杜撰了三句孔子在世时从没说过的话，以此来说明圣人有预知未来的能力。王充指出，基本事实是：当初也许孔子有说过“将有观我之宅”“观我之书”的话，后人又看到秦始皇到过孔宅以及董仲舒翻过孔子的书，造谶纬者就把诸事串联在一起，加以比附润色，最终就造出了一个到处流传的故事版本。围绕着这种事件，人们就会产生对奇异之事的认同和传播，这样，思维的随意跳跃也就有了权威事件的支持而变得合理，圣贤也就被吹捧成“生而知之”、有着超凡预见力的神人。

圣人是否有先知能力？王充《知实》用了有关孔子、舜、周公（以孔子为主）的16个例子来证明圣人没有此类能力。这些例子包括：孔子从公明贾才得知公文叔子“不言、不笑、不取”的实情，子贡解释孔子能了解各个国家的途径，孔子对颜渊的误解，孔子不能避匡人之害，孔子不能预知颜渊在匡地之围中的生死，孔子不能避开阳货的求见，孔子不知隐者之节操，孔子不知其父葬所，孔子不知父母墓崩，孔子进太庙学习，孔子入危国被辱，孔子不知龙与老子有关系，舜不能替父亲和弟弟隐去罪责，周公卜三龟才知道武王病况，孔子不知晏子礼仪，周公不知管叔之畔。王充用这些事实说明圣人“耳目闻见，与人无别；遭事睹物，与人无异”（《论衡·知实》）。但圣人为什么有异于常人之处呢？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圣人成功的决断获得了有异于常人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是靠努力所难达到的，这种现象是人们赋予圣人有先知能力称号的关键，王充没就此问题展开说明。他所列举的事件有些过于琐碎，如按这些事例所述圣人都能通达一种完满的结果，那就可以推论圣人一生中什么事都能预知，进一步设想，有这么一个圣人就够了，他可以把整个世界所有的秘密都揭示出来，但这恰恰是不可能的。

可能的情况是先有一定的预兆、苗头，通过显示出来的迹象，依据由表及内、由近及近、由浅及深的顺序，从而推出可能的结果，即借助经验类推，而不像谶书秘文那样，“远见未然，空虚暗昧，豫睹未有”（《论衡·实知》），搞得古怪神奇，不合常理。类比的能力，就像鸟能预知风向、蚂蚁能预知下雨一样，不用谈及圣人，一般人也有。能预见未来并不是什么神怪的能力，都是根据先兆类推出来的。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没有天生就知道的。王充举出很多类推例子，比如从“夫妇和气，子则自生”推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从“人之温病”推知“国之乱亡”，由地无口目推出天亦无口目，等等。

推类的正确必须建立在“实知”的基础上，王充承认感官在提供材料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说：“实者，圣贤不能性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辄决；不可知之事，待问乃解。”（《论衡·实知》）“任耳目”作为认识对象的初始阶段，它是个人的直接经验，虽然是一个认识的重要环节，但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为确保理性推理的完整，须借助他人的间接经验。而获得间接经验最好的途径是“学问”，为此，王充说：“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论衡·实知》）如能做到多学多问，成功推测未来的可能性就更大。相比之下，“任耳目”比“问学”重要，“远不如近，闻不如见”（《论衡·案书》），因为所有经验最终都来自亲身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