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派提倡真实、实用的生活
“大夫”派的代表人物桑弘羊官居御史大夫，属皇帝的秘书长兼管监察，行副宰相职务，曾辅助汉武帝“定大业之路，建不竭之本”，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在他看来，“贤良/文学”之流对边境的状况完全不了解，更缺乏保家卫国的能力和志气，就轻率地妄议国家大事，鼓吹取消“盐铁”诸策，在道理上说不通。
（一） “均输”“平准”
“大夫”派认为必须明确“均输”“平准”的基本含义及其意义。武帝朝之所以要实施这两大法规，是基于各地诸侯在把特产运送到京城的过程中，很多东西较粗劣，往往运费高于物品本身的价值，这样，就有必要设“均输”官，来帮助运输，以利于远方交纳贡物，这就是“均输”的意思；至于“平准”，指的是在京城设立仓库，用来收购和储藏货物，物贱时买入，物贵时卖出，用政府行为来平衡物价，使商人不能牟取暴利。两种做法，“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齐劳逸” (22) ，共同好处都在平抑物价以方便百姓，不为犯罪提供可乘之机。库存物品，并不全是为战争服务，更多的是为济困赈灾，武帝元狩三年至四年（前120—前119年），山东遭受水灾，齐、赵发生饥荒，就是靠均输积累的财富和国家仓库贮存的粮食，才得以渡过难关，因此，“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23) 。
均输法也可以用在对外的贸易活动之中。例如，可以用汝、汉一带的金子以及各地进贡的丝织品，与胡、羌等异域之地的特产交换，具体运作中，两匹丝绸就可以得到很多匈奴的珍宝。这样，驴、骡、骆驼、良马就会源源不断地运入关内，鼠皮、貂皮、狐貉等各种贵重皮料，彩色毡子、有花纹的毯子以及璧玉、珊瑚、琉璃等奇珍宝物也将充满宫廷的仓库。国用也就跟着富足丰饶，正如《诗经》所言：“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为应对“文学”派推出的古已有之的说理优势，“大夫”派也虚构出了一种他们理解的古代社会应有的模样。他们认为那时生产方式极为全面，能“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 (24) ，农业和工商业都得到发展，当中市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使农民、商人和手工艺者都得到了自身所需要的东西，生产的积极性也就得到提高，正如《周易·系辞》所言：“通其变，使民不倦。”而“贤良/文学”派鼓吹农业的重要，“释耒耜而学不验之语，旷日弥久，而无益于治，往来浮游，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巧伪良民，以夺农妨政” (25) ，结果影响农事，又妨碍朝政，可见其言之凿凿之事，自身也未必相信。
“大夫”派很重视环境之间能量的流动，而在社会运动中，能促动各方互动的就是商业活动。他们举例说，“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
纻” (26) ，这些地方的特产都是人们的必需品，只有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圣人早已知道这一点，所以制造船、桨通行于江河峡谷，驾驶牛马辗转于山陵内陆，即使穷乡僻壤也能到达，使各种货物得以流通，方便百姓。当然商业不是单一行为，必须纳入更大的社会环境中才能看清各种关节。整个大环境可简化为几个系统要素的运作：首先从手工业开始，工匠制造农具，就能保证土地耕种至收割的进行，有了粮食，商业得到发展，物资就能流通，政府财政也就能运作起来。每个环节缺一不可。这就是：“陶朱为生，本末异径，一家数事，而治生之道乃备。” (27) “大夫”派为了说明流通的必要，甚至运用五行学说进行理论的疏释，以增强其说服力。他们指出一个前人没有看出的现象，就是上苍造物时，某一五行方位在其专属本性必然表现特别突出的情况下，总会出产与之对立的物品来削减其力量，使得这一地域的阴阳得到平衡。如东方属木，木性旺，就有丹、章两地的金铜山来克木；南方火，则有交趾那边的大海大河来制约；西方金，蜀、陇有名材之林来泄其金气；北方水，则出现幽都的积沙之地与之相克。这些事例，就是“天地所以均有无而通万物” (28) 的意志表现。天意如此善良，可是人间遇到阴阳五行不均衡的情形则不懂得变通。吴、越一带的竹子，隋、唐之地的木材，多得用不完，可是曹、卫、梁、宋等地人死了只能用简陋的柞木为棺，或者连棺木都找不到，只能抛尸荒野。同样的，黄县的鲐巴鱼多得吃不完，可是邹、鲁、周、韩的百姓只能吃粗食野菜。这些例子，都是不懂得通过商业流通来交换物产从而平衡阴阳五行的道理而造成的。
“均输”“平准”也不是没有制度设计上的盲点，“贤良/文学”派就曾指出，有的地方假借国家名义，命令百姓放弃他们擅长的生产方式，以致百姓只好贱卖自己的特产，用高价买回自身不生产而又需要上交国家的东西；有的地方强迫百姓生产布絮，任意刁难，强行收购；此外，他们还会变相盘剥老百姓，比如，在收购齐、阿的细绢，蜀、汉的麻布时，会借机搜刮其他物资。这样，“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官府乱发命令，关闭城门，垄断市场，官商交结，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也可看出“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 (29)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再好的制度设计在具体实施时总会遇到投机取巧者的变相利用，由于这种现象仅属个别事件，不能以此来否定整个政策的可行性和实效性。
从“文学”派对“均输”和“平准”的揭露可看出儒生也不是完全不了解现实事件的人，问题在于读书人看问题的角度和解读的方法大多偏于一面，而且往往受情绪影响，动辄以良心来衡量事件本身的得失，以致会使整个大事件变得卑小琐细，看不到问题的全貌，也抓不住事情根本的性质。“文学”派的这种现实关注似乎比“大夫”派更为实际，但由于看问题变成钻牛角尖，一叶障目，其对现实的直接效果反而是有害的。当然，“大夫”派的实用，有时也能见出其鄙琐无知。比如在接待少数民族的礼仪上，“大夫”派主张“列羽旄，陈戎马，所以示威武。奇虫珍怪，所以示怀广远明盛德，远国莫不至也” (30) 。这些仪仗透露出一定意义上的政治文明，但所选取的器物不太恰当。军马、奇禽、怪兽等都是异域的产物，也就是四夷使节所熟悉的东西，拿来展示有迎合来客、使之产生一种“宾至如归”之感的意思，但这显得太实用。仪式作为一种权力的表征，在威慑的背后有美化权力的一面，它的核心作用在于使参与者出现一种脱离常境之感的效果。因此在欢迎外来使节的时候，最好还是要呈现一套对方陌生的器物，使之产生一种猎奇的兴奋心理，从而让其深刻地记住主办方的精神意图。“贤良”派的主张比较符合实际。他们认为：“今万方绝国之君奉贽献者，怀天子之盛德，而欲观中国之礼仪，故设明堂、辟雍以示之，扬干戚、昭雅、颂以风之。”四方宾客参观了明堂、辟雍，又欣赏了干戚舞，听了雅乐、颂歌以后深受中原礼乐的影响，高高兴兴回去了，就可以产生让他们永久归附的效果。而当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虫不畜之兽，角抵诸戏，炫耀之物陈夸之”。 (31) 把别人熟悉的东西当宝贝，对国家没有好处。
（二） 天下协同
在《相剌》中，“大夫”派针对“文学”派指责其“耕而不学，则乱之道”时，以“不耕而学，乱乃愈滋”加以还击，“文学”派迅速转移话题，指出史上很多不如人意的事情实际上是由于各种“趣舍不合”而造成的；相应地，“大夫”派又表明人、事并不是错谬难以协作的，而是潜在有着明确的趋向，在诚意的感召下，可以耦合出一个共通的环境。“大夫”派说：“橘柚生于江南，而民皆甘之于口，味同也；好音生于郑、卫，而人皆乐之于耳，声同也。越人子臧、戎人由余，待译而后通，而并显齐、秦，人之心于善恶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鸟下翔；师旷鼓琴，百兽率舞。” (32) 早在先秦，孟子就讨论过“味有同耆”“耳有同声”“目有同美”（《孟子·告子上》）的道理，“大夫”派依据这种天下趋同观，进一步指出主要感官味觉、听觉之所以能“同”的原因在于有“美味”“好音”的存在，心也一样，人们之所以能同心合力就在于有着“向善”这一倾向。每个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但天生从生理上就有着共同的趋好，心理上也一样，这就为“合群”准备了重要的条件。各种爱好，从道德评判上看即可善可恶，有着各种走向，但是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良知”的发现。社会的存在，是人们鉴别出何谓“良知”的重要条件。人在历史总体发展上表现出一种道德化趋势，由此可看出“善”在各种选择中占有主导位置。在“良知”的感召下，天下就可以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环境。在整个协作过程中，语言的作用不可忽视。从感官、思维的相通并不能得出必然合作的结果，它们还必须有语言的参与，特别是华夏和四夷之间，“待译而后通”。“大夫”派甚至认为，这种和谐的环境还可以带动禽兽的加入，一并庆祝天下大同的盛况。“文学”派之所以没能看到这种美好的局面，就是因为对“诚意”强调不够。
同样从实用角度出发，“大夫”派指出“歌者不期于利声而贵在中节，论者不期于丽辞而务在事实” (33) ，意思是为了形成一个美好的环境，有着善良的愿望还不够，还必须有着方法上的可行性。善歌知转，才能称为“能歌”；善言知变，才能称为“能言”。凡事懂规矩，知权衡，才能营造出美好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