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赈灾措施

两汉统治者面对灾荒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并不是一味地无所作为，他们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往往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救助灾情，实行赈灾的方法主要有：

（一） 转移灾情，异地救助。在汉朝建立之初，关中出现大饥荒，米价高涨，高祖就采用了分散灾情的办法，“令民就食蜀汉”（《汉书·高帝纪》）；前l15年，关东、江南地区发生大水，灾民无所为生，汉武帝下诏令“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汉书·武帝纪》），使灾区得到了粮食。

（二） 积蓄仓储，以备荒年。积储以备不虞之需是中国古代的优良传统，《礼记·王制》就提出：“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两汉开明统治者也沿用此法，如汉宣帝就曾接纳魏相的建议：“本于农而务积聚，量人制用以备凶灾。”（《汉书·魏相传》）前54年，汉宣帝在边郡设立由政府直接管理的粮仓——常平仓，谷贱时购进贮存，谷贵时压价售出，用以“平抑粮价、储粮备荒”。在两汉时，用于积储的仓库还有敖仓、细柳仓、嘉仓、幕府仓、嘉禾仓等等，这些仓储的粮粟在赈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 兴修工程，克制水旱。与水有关的灾害主要有水灾和旱灾，水害在各种自然灾害中造成的损失最大，《管子·度地》就说：“五害之属，水最为大。”从战国起，人们为消灾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如著名的都江堰、郑国渠等就是在先秦时代完成的。到汉代，时人继续兴建许多水利工程。汉武帝时，就先后开通渭水至黄河的漕渠，引洛水灌溉龙首渠 (57) ，以及六辅渠、白渠等。在对黄河的治理方面，最著名有公元69年的王景治河。这些工程对减少水、旱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四） 减缓赋刑，安定灾民。遭遇灾难，政府及时减租免赋，对灾民重建家园有重大作用。初元元年（前48年），元帝“令郡国被灾害甚者毋出租赋。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汉书·元帝纪》）。另外，对那些无力进行正常耕种者，政府贷给种子和耕牛，使其能按时生产。建武二十二年（46年），南阳地区发生地震，光武帝对罪犯进行减刑，令“其死罪系囚在戊辰以前，减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钳，衣丝絮”（《后汉书·光武帝纪》）。

（五） 纳粮拜官，救困缓灾。灾荒来临之际，国库空虚，政府允许有钱人出钱粮买官。这种方法从秦朝开始使用。秦始皇四年，同时出现蝗灾和疫灾，秦统治者无力单独救灾，就出台了“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政策。到汉朝，这种应急之法偶尔也被采纳。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因为旱灾和蝗灾，“发仓庾以振民，民得卖爵”（《汉书·文帝纪》）。汉景帝时，“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汉书·食货志》）。汉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关东有灾，成帝诏曰：“关东比岁不登，吏民以义收食贫民、入谷物助县官振赡者，已赐直，其百万以上，加赐爵右更，欲为吏补三百石，其吏也迁二等。”（《汉书·成帝纪》）

（六） 改元祈运，心理安慰。前100年夏发生大旱，据应劭说：“时频年苦旱，故改元为天汉，以祈甘雨。” (58) 可见，统治者除运用具体的救灾措施外，有时也会使用一些神秘的诉求办法来应对灾荒。汉武帝改元以求雨，受方士的迷惑，试图以修德勤政来感动上苍，说明他深信阴阳五行这一套学说，可结果旱灾仍旧。这种迷信救灾的方法，只有一些精神的舒缓作用，并不能真正解除灾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