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的环境美学思想

汉武帝作为汉帝国强盛时期的权力代表，他的力量除了表现在拓展疆域和统治臣民上，还在于更集中地统一了思想。之前，秦始皇在思想上“独尊法家”。思想的集中，给行为带来了方便和经济，可是也扼杀了其他思想的存在空间，给整个思想生态带来了不利的结果。汉武帝在“举贤良”中，发现董仲舒的治国对策符合国情，开始重用董仲舒，为后来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化提供了前提条件。“独尊儒术”本质上是权力专制的结果，但这种因果关联仅是一个形式标志，为什么会选中儒家是问题的关键。相比于其他思想，儒家更符合古代中国的世俗伦常，在思维的可塑性上也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从汉初开始，以孙叔通为代表的儒生就积极地参与政治，其主张上显示出来的“有为的礼治”随着国力的加强也逐渐纳入统治者的视野，当时机成熟时，两者一拍即合，汉帝国就出现了权力和思想的两个高峰，两者互为表里。可以说，董仲舒就是思想界的汉武帝。

董仲舒的思想主要反映在《春秋繁露》一书中。作为儒生，董仲舒精于治《春秋》，他认为“春秋之道，博而要，详而反一”。写作《春秋繁露》就是通过“博要”“详一”的关系来提炼出“春秋经”的精华，即像圣人一样“见端而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应万类之治也”（《春秋繁露·天道施》）。当然它又有强烈的现实指向，目的就是为统治者控制整个世界提供心法。相比于前人思想，由于占据后起的优势，它在思维方式上具有更大的视角和抽象性，很多问题也得以深化，包括把儒家的“中和”心法贯穿到阴阳五行布设世界程序的各个方面，使心性秘术得到了具体化。同样，阴阳五行也由于有了“中和”的制约而得到了规避。

相比于《淮南子》的庞杂和博学，《春秋繁露》更注重对所涉问题的提炼和精细化。与环境美学相关的是，董仲舒在程序化环境的阐述上试图提出某种具有更普遍化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