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大开发

依儒家由“中国”所辐射出的“天下”观念，中国外的诸国按照文明程度的不同，可划分出远近、亲疏之别。汉代在汉武帝前后，对蛮夷之地，一般采取怀柔政策。较为典型的如宣帝神爵四年（前58年），匈奴大乱，汉人认为正是乘机剿灭之的大好时机，可大鸿胪萧望却持异议，他说：“春秋，晋士匄兴兵侵齐，闻齐侯卒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服孝子，义足以动诸侯。前单于慕化和亲，夷狄莫不闻矣。不幸为贼臣所杀。而今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兵不以义动，恐劳而无功。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若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义之盛也。” (5) 这方法倒奏效，后来果然有呼韩邪单于归顺。萧望以“德义”服邻，不愧深谙《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但此举背后，其德性不是建立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所得到的功效暴露出来的是一种赤裸裸的狡计。即使会有诸多伪善之嫌疑，这在历史上却被列为可以接受的通例。

怀柔政策也有另一种变体，事件同样发生在武帝之后。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南越珠崖郡山南县反叛，有人主张举兵平乱，待诏贾捐之从经义上找根据，认为在《尚书·禹贡》里注明，尧、舜、禹三圣所管辖的地方尚不足三千里，四方夷狄愿来归化可以接受，不归化也不勉强。秦始皇不听圣人教训，一心拓殖疆土，以致基业溃败。珠崖只不过是一个小岛，满是毒草蛇虫，又欠教化，不值得兴师动众。他最后的看法是：“本非冠带之国，《禹贡》所不及，《春秋》所不理，皆可便宜废之，无以为。” (6) 结果元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废了珠崖郡，当地百姓愿意归附可以接纳，不愿意的也不强求。

按照贾捐之的说法，当时的海南岛就不能算是中国的一部分。如一切都以经书中的说法为准绳，固守在《禹贡》所划定的疆域，那么所谓中国就可能从古至今一直局限在黄河下游地区，但历史证明并非如此。贾捐之的观念具有典型性，事实上在他的这种深层观念中并不认为蛮荒之地与中国无关，而是根深蒂固地相信它们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对于一个庞大帝国来说可有可无，视其作用大小随时都可以收编回来。朝贡国如在礼仪上愿意承认中国的核心地位，从中央帝国属地多分出去一部分为其所有也没关系。可是也有注重中央帝国疆域大小并且有力量去获取的帝王，历史上较为著名的就有秦皇汉武。把秦皇汉武在拓殖方面合称，古已有之，唐太宗李世民就说过：“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贞观政要·贡赋》）

汉武帝对外拓殖边疆极为频繁，他“东灭朝鲜，西定冉、駹，南擒百越，北挫强胡，追匈奴以广北州” (7) ，使得汉帝国的郡、国的数量不断增加。前135—前189年，开西南夷，设置犍为、牂柯、汶山、武都、越巂、沈黎、益州七郡；前121年，汉名将卫青击败匈奴，收复了陇西、北地、上郡北部和河南地，并在河南地设置朔方、五原二郡（即秦朝九原郡），云中、雁门二郡以及北部二郡也得以收复；同年，汉将霍去病出击据守在河西走廊的匈奴，在当地设酒泉郡，到前67年，先后又增设武威、张掖、敦煌三郡，统称河西四郡，连同在湟水流域的金城郡（前81年设），合称河西五郡；前111年，征南越，在其境内设南海、苍梧、合浦、郁林、交趾、日南、九真七郡；前110年，在海南岛上设儋耳、珠崖二郡；前108年，出兵今朝鲜半岛中北部，在其境内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这样，西汉时的郡国数量“迄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汉极盛矣”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