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心境顺生

那些得道的人在精神上获得了极大的自由，《淮南子》进一步把它形象化：这些人以天为盖，以地为车，以四时为马，以阴阳来驾驭，乘着白云，一直到了九霄以后，阵容大变，得道之人有了法力，可以命雨师在前边洒水，令风伯在后面清扫，以雷为车轮，用电作鞭子，或缓步徐行，或急速飞奔，向上漫游到极为幽深之处，向下则能穿过无边的大门，随心所欲，遍览各处。整个过程有个核心意念，就是要让心理调整在“恬然无思，澹然无虑”的状态之中，换言之，能做到安静淡泊，就能与天地共存。这种境随心生，就是庄子所谓“逍遥游”以及悟道时通过“坐忘”形成“心斋”的过程，老子则称之为“涤除”“玄鉴”。

出现喜怒以及其他的心境必须有一定的生活根据，否则就会出现问题。“夫喜怒者，道之邪也；忧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过也；嗜欲者，性之累也。”（《淮南子·原道训》）俞樾认为“忧悲”应改为“忧乐”，人如果喜怒无常、忧乐反复又好憎太多，往往就会胀破心境，灾祸即至。心境的调和，与“仁义礼乐”整个系统相关，当然也与大环境相关，“体道者不专在于我，亦有系于世者矣”（《淮南子·俶真训》）。圣人若生不逢时也枉然，单枪匹马也成不了事。《淮南子》深受道家思想影响，认为世人讲究仁义道德是衰世缺乏仁义道德的缘故。提倡“仁”的直接原因在于人多物少，为生存人们你争我夺，以致相互之间怨恨丛生，为避免起纷争，社会就出现“仁”的呼声试图来平息冲突。社会之大，并不是所有人都心怀仁厚之心，那些不仁的人心生机诈巧智，结党营私，泯灭天性，对此，只有借助“义”来制止这种偏狭。异性接触容易相互吸引引发情欲冲动，如不把群居男女隔开，就可能发生淫乱行为，这时就要以“礼”来制约。人的感情如果无节制宣泄就会危及生命，不能控制就会失调，此时就要起用“乐”来进行疏导调和。这样，从外境到内境、从社会到个人的失衡状态就得到了调整。把整个过程拆分开，对最终落实到的情感问题，可集中抽出加以考察，首先把它当作整个心境的代表，如心境坏了，对它进行治疗的直接办法是音乐调适。当然，这个方法还不够，较好的办法是同时考虑到外境，将“仁义礼”一起考虑进去，才能把心境调顺。心境和适，就可从小到大导致世界的和谐。

从更大的范围看，“仁义礼乐”仅是“救败”之途，而非“通治之至”。“夫仁者，所以救争也；义者，所以救失也；礼者，所以救淫也；乐者，所以救忧也。” (11) 这样，要真正回归到本真状态，就要走上“道德之途”。用“道”来安定天下，人心就会回到当初的那种天真无邪境界，以至天人感应，阴阳调适，万物生长，财物富足。人们没有了贪欲好争之心，“仁义”也就失去了用途。用德来匡扶天下，人们便会变得质朴无华，眼睛不会被美色迷惑，耳朵也不会被淫荡声干扰。眼前有西施、毛嫱那样的美人走过，有德之人也不会为之所动；为他们表演《掉羽》《武象》这类动人的乐舞，他们也能始终保持平静的心态，不会因之荒淫放荡，做出有伤风化的事。由此可看出，以德治人心，礼乐也失去了用途。因为相较之下，道最为根本，通晓道之神明，德就没用了；以德来净化人之心，仁义也同样没了用处；懂得了仁义有救失这一关键作用，礼乐就不值得制定了。

《淮南子·本经训》集中谈及人们极为常见的三种感情——喜、哀、怒。它们的产生，都发生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之中。“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则乐，乐斯动，动斯蹈，蹈斯荡，荡斯歌，歌斯舞，歌舞节则禽兽跳矣。人之性，心有忧丧则悲，悲则哀，哀斯愤，愤斯怒，怒斯动，动则手足不静。人之性，有侵犯则怒，怒则血充，血充则气激，气激则发怒，发怒则有所释憾矣。”喜乐伴随着歌舞，“乐（le）”与“乐（yue）”相通，蕴含着《乐记》（或《乐论》）所倡导的“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习惯说法。由忧丧引发的“悲哀”最终导致的“手足不静”既通向“喜”之动感，也联结上了“怒”。“怒”的释放，则指明了三种情感的共同归途，即它们（也适用所有情感）都不会止于某种状态，都会有所转移或从内向外宣泄而出。与此三种感情的发生过程相对应，人们将之仪式化：“钟鼓管箫，干戚羽旄，所以饰喜也；衰绖苴杖，哭踊有节，所以饰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钺，所以饰怒也。必有其质，乃为之文。” (12) 仪式化的过程就是艺术形象化的过程，即为三种属于“质”方面的情感（喜、哀、怒）赋予了虚拟表现方式的“文”，每一类别的“文”都由一些器物的排列来展示。“喜”由乐器类来表现，“哀”由祭礼时的用品来引发，“怒”则由一些容易联想到征战的兵器来承担，这些物件都与一定的生活情境和文化内涵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