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比附

最明显体现天神意志的是祥瑞灾异现象与人间兴盛衰败的比附。如对于《春秋》记载定公元年（前509年）十月“陨霜杀菽”一事，《公羊传》和《穀梁传》都解释为自然界的奇异之事，没更多发挥，而《春秋纬》则认为：“定公即位，陨雪杀菽。菽者，稼最强，李（季）氏之萌也。”（《春秋纬·考异邮》）明确把自然灾异与政治事件联系起来。自然界的旱灾、水灾、火灾、天象的异常皆可作为神秘的预言，如：“国大灾，冤狱结。旱者，阳气移精不施，君上失制，奢淫僭差，气乱感天，则旱征见。”（《春秋纬·感精符》）“辰星之南斗，天下大水，五谷伤，人民饥。”（《春秋纬·文耀钩》）“日久不见，主夺势，群臣盗，谗蔽行。”（《春秋纬·感精符》）“妻党翔，群臣恣横，则日月无光。”（《春秋纬·感精符》）“星在日角者，臣与黄门僮女人阴奸为贼。”（《孝经·内事图》）

纬书收集了大量先秦至汉代君王的得失故事，掺入神秘的能代表天意的传说，特别是围绕着君王的合法性展开的各种征兆的描述是整个附会的核心，它们以此来印证天象与人间互动的可能性，从而为新的当政者提供借鉴。尧梦长人而举舜，舜受命时凤凰来仪，夏桀无道，天下血雨、地吐黄雾，天乙受命黄鱼双跃于坛。姬昌受命“赤雀丹书止于其门户”，十日雨土于亳而纣卒国灭。《尚书大传》又有另一关于周兴的说法，其文曰：“周将兴之时，有大鸟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者。” (2) 到西汉，具有政治征兆的物象越来越多，《汉书·郊祀志》载，汉文帝时“黄龙见于纪”；汉武帝时出现了麒麟、宝鼎、星孛、神光、陨石等，例如“陨石二，黑如黳，有司以为美样，以荐宗庙”。甚至出现了专门记录各种征兆的官员，《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 (3) 灾异代表天在谴责人间的观念深入汉人的心里，以致有责任感的帝王常以此来警醒自身，甚至下诏罪己，为天下祈福。光武帝建武六年（30年）秋九月丙寅“日有食之”，光武帝于十月下诏自责曰：“吾德薄不明，寇贼为害，强弱相陵，元元失所。诗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内疚于心。” (4) 可见，谶纬思维对政事的进步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汉代，最充分利用谶纬的思维方式人为制造环境征兆为其政治服务的人当数王莽。如早在公元4年，王莽派宫廷禁卫中郎将平宪前往羌中引西羌呈献土地，成功后，平宪呈报：“安汉公至仁，天下太平，五成熟，或禾长丈余，或一粟三米，或不种自生，或茧不蚕自成，甘露从天下，醴泉自地出。凤皇来仪，神爵降集。”很明显，这些祥瑞都是虚构出来的，它们只存在于文字之中。而后王莽又密令部下呈一系列祥瑞给太皇太后王政君，成功从安国公晋升为代皇帝；为夺取真龙天子之位，公元8年，在齐郡、巴郡、雍县竟出现新井、石牛、仙石三样奇迹之物，王莽以此请王政君去其代理二字，见王政君犹疑，又命梓潼人哀章造铜匮，献图谶“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 (5) 于是次年王莽终于登上了皇帝宝座。

为方便记忆、易于宣传，社会上出现了形象化的图谶。如班固《白雉鸡》：“启灵篇兮披瑞图，获白雉兮效素乌。” (6) 王逸《九思·逢尤》：“羡咎繇兮建典谟，懿风后兮受瑞图。” (7) 依图行事，到东汉成为风尚。隋代杜台卿《玉烛宝典》载汉代应劭《风俗通义》里记有当时人按图书来布置环境的事，其文曰：“七日名为人日，家家剪彩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今世多刻为花胜，像《瑞图》金胜之形。”汉代女子根据《瑞图》中金胜的图案来剪彩，装饰屏风和头鬓。王充记下了当时的这一现实：“儒者之论，自说见凤凰、麒麟而知之。何则？案凤凰、麒麟之象。……如有大鸟，文章五色；兽状如獐，首戴一角：考以图象，验之古今，则凤、麟可得审也。……世儒怀庸庸之知，赍无异之议，见圣不能知，可保必也。夫不能知圣，则不能知凤凰与麒麟。”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