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独化”说
自然作为人们物质活动的外在场所，与人们有着密切的联系。面对各种各样的自然对象，人们为了能够从中获得自身所需要的物质，首先必须产生一种建立在生存基础上的认识关系，即识别出何种自然对象可以成为食物。这一层次的认识过程极为根本且重要，它与人类的存在息息相关，只有满足了这一层次的认识，早期的人才有动力去发展其他与自然物之间的认识及情感关系。
早期中华文明围绕着黄土地展开，广阔深厚的黄土层带来大面积播种从而有了能够养活多数人的方便，可是黄河泛滥又给这些先民带来了不安，在这一由“忧水”和“喜土”构成的冲突心理结构中，人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定居下来的生存样态。黄土地的好处使人们固守家园，不愿搬迁；黄河的威胁又使人时刻不得不承受着生存的焦虑，这种焦虑由于有了整体生存的保障而能得以控制，一定程度上又转化成了激发先民的创造力。
为克服焦虑，黄河两岸的先民深感个体力量的弱小，经过长期的摸索，懂得了通过协调相互的关系去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的重要性，长此以往，也就形成了一种以和谐为核心的文化特色，最能表达出这种生存样态的就是儒家的学说。
儒家学说之所以能被多数人接受，不是因为它的高深和精妙，而是它的实用。实用的直接意义在于所有的知识都是围绕着是否有利于生存而展开，知识的范围尽量限定在此岸世界，对个人来说一生中能用到的知识就是知识的界限。基于此，孔子教导弟子：“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次”，就是“次要”的意思，整句的含义指的是掌握太多的知识，不是首要的问题，言下之意，人的一生中能用到的知识才是学习的重点。一生时间是规范知识范围的重要节点，“不知生，焉知死？”与此相关，那些飘忽不定的非理性知识也不要去涉猎，“子不语怪、力、乱、神”。在这种实用知识观的支配下，早期儒家看物仅在于取其大概模样，不愿观照物的细处，过泰山不描述其作为山的特别之处，转而关注“苛政猛于虎”这种与山本身关系不大却与人生关系重大的事，看水也忽略其具体的描摹，只借用其流动态，感叹起“逝者如是乎”之类的终极关怀的事。这些对山和水的观照最终典型地归结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种在关联中以人性来取舍物性的“比德”方式，物到底如何不是关键所在，人们重视其真理（truth）的引发，而对物极为重要的事实（fact）则只取其能为人事所用的大致轮廓就可以了。
同样，道家对物的把握也没在观念层次中调整出一个能把物独立出来的环节。在老子看来，“物”的含义主要有二：一是从道经过一段天数的演变最后创生出来的“万物”，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11) ；二是作为道的直接显现，在形象化的意义对道貌的描述，如“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12) 。两种物皆不涉及具体的物，仅在道与物的关联上给予了物以道义上的规定。庄子在关乎物的知识的界限划定上与儒家不谋而合，他主张“六合之外，君子存而不论”，即人们只要学习经验界的知识就可以了，至于“六合”外的彼岸知识追求则可以回避。庄子对“物”的理解则离不开老子的套路。《庄子·达生》云：“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 (13) 此处的“物”明确在道貌意义上，但比老子进了一步，即“物”与声、色有关。但庄子总体上论物时刻离不开道，《庄子·田子方》云：“吾游心于物之初。” (14) 可见，早期道家对物的认定一直源自道的发生处，没有让物在更为“形而下”的层面得到其该有的位置，仅靠道的力量预设其存在，似乎如越雷池一步即会受到物的束缚而失去精神的逍遥和快乐。《庄子·知北游》就透露出这种想法，其文曰：“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乎！世人直为物逆旅耳。” (15) 山林、皋壤虽能给带来“欣欣然”之乐，可接着就有哀伤相伴而生，这些情感“来去”极为随意，不能受人左右，其祸根在于自我过于受物的存在的限制，如要得较大的愉悦，最好不要过多与物的实体层面打交道，才能获得更多的自由。
到了魏晋时代，如何看“自然”？王弼从“以无为母”的角度解放了被先秦道论吞没的“自然”，让“自然”中的“物”呈现了出来，使“自然”有了更为符合经验性的存在。而郭象则试图从“有”的角度找出“自然”的本然存在方式，在离开“道”“无”强加给自然过多特性的思考方向上有一定的意义，给“自然”以更多的事实层面，丰富了经验性内容。
郭象否定王弼“无中生有”的观点，他说：“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自生。”（《齐物论注》）不但“无”不能生“有”，而且“有”也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 (16) 物无所倚靠，它是自生成的：“夫庄老之所以屡称无者，何哉？明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在宥注》）万物“块然”“自生”以后又“独化”，郭象说：“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齐物论注》）所谓玄冥，即是一种神秘的自生自灭，玄冥之境指的则是在神妙发生中形成的混沌深幽的境域，是万物“有无未分”的原发生状态。“物”在“玄冥”之境中“独化”，独立自主，无所凭依。表面上看，事物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秋水注》），“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齐物论注》），似乎“有所待”，“若责其有待，而寻其所由，则寻责无极，卒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明矣”（《齐物论注》）。甚至认为“相因之功，若莫于独化之至也” (17) 。可见，事物在根本上“无所待”。“物”之所以有如此生成的力量在于以“自性”作为其存在的根据，《大宗师注》云：“以性言之，则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于本也。”“物各有性，性各有极”（《逍遥游注》），作为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每一事物天生都有这种独特的自然之“性”，“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则大均也” (18) 。“性”保证了物“自生独化”无可置疑的必然性，“不知其然而然，非性如何”（《则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