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修筑长城

秦汉是中国古代社会修筑长城的重要时期。战国至秦朝已有修建长城的记录，但所修长城在现存长城以北千里之外，与后世社会历史发展关系不大。

秦长城自秦始皇始建，它利用了战国长城的基础，动用了大量劳力，向外拓展。秦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14) ，汉长城更长，“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 (15) 。而汉武帝所修建的西段长城，大约自额济纳旗的苏古诺尔湖畔起，沿额济纳河东岸至甘肃金塔县的北大河畔，西循北山山地南麓，经敦煌疏勒河畔，至玉门关为止。作为一条战略防御线，长城与农耕区和畜牧区的分界线大致重合。《史记·货殖列传》曾对几大经济区进行划分：“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16) 其中，“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指的就是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西北地区。当然这种情况不是绝对的，匈奴活动地区也有谷物种植。《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有：“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军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迟明，行二百余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余级，遂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汉书·匈奴传》也有：“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颜师古注：“北方早寒，虽不宜禾稷，匈奴中亦种黍穄。”相应地，长城以内也兼有两种生产方式。除以种植为主要生产方式外，《史记·匈奴列传》记匈奴人入塞内，“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韩长孺列传》亦记匈奴人“徒见畜牧于野，不见一人”。《汉书·叙传上》记楼烦“马牛羊数千群”。边疆战事频仍，据《汉书·地理志下》的记载，长城以内养马的军事基地有北地郡灵州的河奇苑、号非苑，归德的堵苑、白马苑，郁郡的天封苑，西河郡鸿门的天封苑等。此外，在辽东郡襄平设有“牧师官”，这也表明畜牧业的存在。当然，长城内的百姓往往是农耕和畜牧并重。《后汉书·马援传》就把两种生产方式列在一起，说“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从总体上说，虽然畜牧业易于致富，官府也给予指导、保护和资金支持，但畜牧业的前期投入较大，短期内又难以收到效益，以致长城边民长期以农耕为主。而这一点又可联系到当初建筑长城的意图之一，即试图把原来黄河流域的农耕区以及自然条件较差但尚适合经营种植业的边境一带圈进来，以长城为屏障向北拓展耕种区，而只有沿着草原毗邻的地带变成农耕区，边防才能更有保证。 (17) 汉武帝之后，阴山以北的长城一直是作为汉军边疆驻防之地。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款塞，亲自入朝，迎娶王昭君，服从汉朝中央领导，并愿留居光禄塞下。作为善意回应，汉中央也从光禄撤兵，于是长期作为军事界线的长城变成了南北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纽带。

从秦皇到汉武，修筑长城表面上看是抵御外族且带有防卫含义的标志，对西北部的拓殖也可看作扩大疆域的需求，但更重要的还是在于长城已经成了天下体系是否稳定的尺度。特别是在古代社会，北方的平原是一个危险可能无限延伸的领域，南面由于大海和山陵的阻隔引不起相关的担忧，因此秦汉帝国的力量注重向北部倾斜。虽然南方在武帝时期也得到了较大的开发，闽越地、西南夷都进入汉帝国的版图，但始终不是统治者考虑的重心。即使同样是在北部，西北部成了征战和拓殖的重心，而东北部在汉武帝时期虽也有几次征服朝鲜的战事，可由于其濒海以及地域的限制，并未于此投入太多精力。

历史上长城的增建和损毁，以及对其不断的修补和延伸，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从东北到西南出现的“长城的走向与15英寸降雨量线基本一致”（黄仁宇的发现）。这种吻合无形中划出两个文明形态：在生产方式上，长城西北方向以畜牧业为主，长城东南方向以农业为主。正如《史记》所言，“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18) 。在景观上，一边是森林、农田、屋舍，人口众多，生活稳定；另一边是草原、游牧、毡房，人烟稀少，自由驰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