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器物的境域化
《春秋繁露》也对道展开的第一层次——阴阳与世界的境域进行了搭配。
“道”把“道理”和“器物”贯通为一，“道”在这一贯通过程中化生为“气”。董仲舒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 (25) “气”之重、浊、内、下者为阴、为地、为坤、为柔、为静，“气”之轻、清、外、上者为阳、为天、为干、为刚、为动。被道家判为阴阳的天地、日月、动静、刚柔、鬼神、魂魄、男女、雌雄等范畴皆包含抽象与具象两层内涵，故都是境域化产物。
《春秋繁露》对阴阳的描述比以往的阴阳学更为具体。书中极为重视把“阴阳”与治国方针中的“德治”与“刑治”相配，认为：“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 (26) “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如是也。” (27) “是故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 (28) “天之道，终而复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终始也，阴阳之所合别也。” (29) 《春秋繁露》在表达“阳经阴权” (30) 时认为这也是一种阴阳的逆顺关系：“是故阳行于顺，阴行于逆。逆行而顺［者，阳也］，顺行而逆者，阴也。是故，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阳出而南，阴出而北。经用于盛，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前徳而后刑也。故曰：阳，天之徳；阴，天之刑也。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寛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是故，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虚而行于末。天之好仁而近，恶戾之变而远，大徳而小刑之意也，先经而后权，贵阳而贱阴也。” (31) 在此，《春秋繁露》对逆顺关系又进行了两次阴阳意义生发。与《周易》不同，《春秋繁露》按习惯思路先将阳、阴分别与气的顺行、逆行搭配，气在运行中的顺逆关系从阴阳来看却绕了个弯，变成“逆行而顺［者，阳也］，顺行而逆者，阴也”，用纯粹阴阳的句式表达就是“阴中之阳，阳也；阳中之阴，阴也”，从前后两部分的整体意思判断，尽管阴阳变化的层次深入了一步，但“阳为正，阴为反”的主旨没变。
阴阳之道衍化为五行之性体后，五行铺设道场之器物更为具体。
何谓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故为治，逆之则乱，顺之则治。” (32) 五行之“五”是用来规范所有对象的量度，五行之“行”则与对象相杂而成万物。《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管子》之《幼官》等对五行的配对万物系统已有相当规模的描述，最终集大成于汉代董仲舒之《春秋繁露》。也有人认为在董仲舒那里，阴阳与五行的关系始终是外在的。张岱年说董仲舒时就认为董是“兼言”阴阳与五行。但对周敦颐就不这样看，张岱年这样解释周敦颐的阴阳五行思想：“太极实即在于阴阳之内。阴阳生五行，太极阴阳又皆在五行之中。……阴阳五行之精气，浑融无间，乃凝聚成形，而生出一切物类。” (33) 阴阳为隐，五行为显。阴阳为体，五行为用。故张岱年认为：“周子的学说亦可以说是《易传》的太极阴阳论与《洪范》的五行说之综合。”其实，阴阳五行作为道的表达在邹衍处已经耦合为一体，不存在阴阳与五行的区别，只可能有历代解说者之间的区别。宋代对五行与阴阳交会贯通并取得同等地位有明确的表达，周敦颐说：“五行阴阳，阴阳太极。” (34) “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 (35)
《尚书》五行之序显得古朴，但以水为首也透露出古人重水的真意，“金木水火土”则是后人的通俗说法。《春秋繁露》的五行排序为“木、火、土、金、水”，木排首水站尾，取得“比相生间相胜” (36) 的效果，这是最早成熟的五行系统。把董仲舒的阴阳五行说当作最高形态，主要原因是以前的五行说没把相生相克之理统一起来考虑。当然也有人认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除相胜说外，已有相生说。 (37)
《春秋繁露》在得出水“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徳者” (38) 的结论前，这样说水：“昼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后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遗小间，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万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障防山而能清净，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洁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因于火，而水独胜之，既似武者。” (39) 从文中可看出，水具有“力”“平”“察”“知”“知命”“善化”“勇”“武”等德性，其重要性着实是生死攸关。
《月令》认为，不仅人们的农业生产活动要按四时气节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措施，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统治者的生活也应同四时变化相一致，如：“孟春之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载青旗，衣青衣……食麦与羊……以元日祈谷于上帝。”即正月的帝叫太皞，它的神叫句芒，这个月统治者要穿青色衣服，打青色旗，吃麦和羊肉，在立春之日天子要在东郊举行迎春仪式。这里依据之一是五行论。因为春天和东方搭配，东方的颜色为青，味道为酸，气味为膻，因此，统治者的衣、食、住、行都要与这个月所有的阴阳五行特点相一致。依据之二是在更高层面的阴阳论。因为阴阳直接承接于大道之理，也是贯穿于整个宇宙的大原则。因此，社会和自然都必须共同遵循阴阳之道，比如说，统治者的庆赏同阳气是同类的，其刑罚则同阴气是同类的。如果统治者的行为和措施合乎天地之道，就会风调雨顺，季节变化正常；反过来，会引起自然界不正常的变化，出现各种怪异的灾害现象。这里体现出阴阳五行理论的“天人感应”效应。依此，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五行顺逆》中写道：木为春，君主当“劝农事，无夺民时”；火为夏，君主当“举贤良，进茂才”；土为夏中，君主当“循宫室之制，谨夫妇之别，加亲戚之恩”；金为秋，乃杀气之始，君主当“诛贼残，禁暴虐”，“动众兴师，必应义理”；水为冬，此为宗庙祭祀之始，君主当“敬四时之祭，昭穆之序”。君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整个阴阳五行所构造的环境中，其核心力量的发出者就源自这一对象，从中也透露出对权力的崇拜。
五行凭借阴阳之气在万物中证他又自证最终证成于大道，正如董仲舒所言：“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明阳阴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 (40) 所以，天道虽然难明，但通过阴阳或五行之理还是可以“观天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