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居住环境
秦朝城市的特色没能充分展示出来，甚至为了利于统治，还毁坏城池。 (25) 汉朝则存在四百余年，其城市得到多方面的长足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西汉长安城和东汉洛阳城。此外，先秦以来的一些古老城市也焕发了新的生机。同时，帝国疆域的扩展以及郡县制的确立和巩固，也带动了一批新的城邑的出现。
因两汉设立郡县而兴起的城市，可用东汉王符在《潜夫论·浮侈》中所言“百郡千县”概括。《汉书·地理志》载，西汉平帝时“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续汉书·郡国志》载，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全国有105个郡国，1180个县级行政区。可见自西汉到东汉，郡县的数目基本上没太多改变，相应的所在地的城市数目也大致相当。《潜夫论》还说“市邑万数”，指的是乡邑的数量，可能是泛指。一般说的城市着眼于县级以上城市。
《史记·货殖列传》举出西汉初年至武帝时的著名城市（都会）有21处，包括：燕、陶、宛、雍、吴、陈、杨、睢阳、寿春、番禺、临淄、邯郸、栎阳、咸阳、长安、平阳、温、轵、洛阳、江陵、合肥。《盐铁论·通有》中通过大夫介绍天下的著名都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 (26) 其中除长安、洛阳外，多数是郡城，而且大多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相比之下，南方城市则显得稀少。之所以如此集中，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历史悠久， (27) 地理位置优越，自古交通便利，加上经济发达，具有成为大都会的明显优势。司马迁和桑弘羊对这些名城的认识重在指出其商业特色，从“货殖”和“通有”的说法就可以看出他们认为城市的生命在于与其他地区通商的能力。
此外，为了防御匈奴人的入侵，两汉时期北部边疆又增设了数目众多的边城。是否建有城郭，是分别华夏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部落的重要标志。关于这一点，东汉的梁商就有清楚的认识，他在给马续的书中说：“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之所短也。” (28)
目前全国发现两汉（包括秦）大小城市遗址600多座，其中边城就有100多座，占全部城址的六分之一。它们分布在西起甘肃、东至辽宁的秦汉长城沿线内侧的20多个边郡故地，《史记》《汉书》及《后汉书》中提到的匈奴及鲜卑南下所及的郡大约有20个，《汉书·宣帝纪》颜师古注引韦昭曰：“中国为内郡，缘边有夷狄障塞者为外郡。成帝时，内郡举方正，北边二十二郡举勇士。”陈梦家的结论也相近：“北边边塞西自敦煌，东至乐浪，凡二十一边郡。” (29) 它们是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敦煌、酒泉、张掖、武威，以及位置稍南的西河、北地、安定、太原等。即今内蒙古西部地区，陕西、山西、河北北部，甘肃、宁夏、内蒙古东部，以及辽宁西部的一部分。 (30)
这几类城市各有其独特性，下面以都城为代表简述汉代城市的生活美学特征：
（一） 文化环境的改善
都城的文化氛围，较其他地方浓烈，但长安与洛阳的文化表现方式又有不同。
西汉初年多为布衣将相，出身草莽，多质而少文。刘邦和将领们刚入秦宫时看重的是享受，唯独萧何考虑的是长治久安。定都长安后，朝廷议事也常常没有礼节，嬉戏闹事。直到西汉中期以后，儒林之士增多，粗鄙习惯才逐渐改变。这种变化并非凭空出现，而是与以萧何为代表的少数有识之士有关。早在建未央宫之时，萧何就在其北部修筑了天禄阁和石渠阁，成为国家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汉初几代皇帝“求遗书于天下”，把搜集来的书籍收藏于此，先后有596家，共13269卷。著名学者扬雄、刘向、刘歆都曾在天禄阁校对过书籍，司马迁就是参照了这些藏书才能完成50多万字的巨著《史记》。可见，在皇宫设国家图书馆为整个国家的文明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又对秦“焚书坑儒”造成的文化断层进行了重大的修补。
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自建都洛阳之日起就大力提倡经学，运载“经牒秘书”到洛阳的车达两千余辆，大量儒生“抱负坟策，云集京师”（《后汉书·儒林列传》）。汉明帝时，“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后汉书·儒林列传》）。明帝竟亲自到辟雍讲学，与儒生辩难，“听者”亿万计，可见其盛况。这种好学情形，直至东汉末年蔡邕等人在太学立熹平石经时，仍有儒生们竞相抄写经文，所用的车辆堵塞了街巷（《后汉书·蔡邕传》）。
洛阳南宫的东观是皇家专用图书馆，内藏有五经、诸子、传记以及百家艺术，典籍极为丰富，被称为“道家蓬莱阁”，它不仅是皇族阅读之所，也向近臣开放，“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后汉书·皇后纪》）。自和帝起，班昭、刘珍、崔寔、蔡邕等硕儒先后奉诏修国史，历时百余年撰成143篇的《东观汉记》。东观成了“宣明圣化……以消天下之谤”（《后汉书·酷吏传》）的重要场所，文人学士聚集于此，受“征实”和“宣化”的影响，写出了“繁缛壮丽”的辞赋。在统治者的推动下，很多人参加到读书的行列中，洛阳城中多有书肆，贫困学子买不起书也可以到书肆看书，曾游学洛阳的王充在出仕之前，就是当中的一员。经过文化的熏陶，京都人服饰与言谈举止有了特殊的气质，《西都赋》谓：“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
（二） 繁荣发达的市场
城市，顾名思义，市场是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市民生活与市场息息相关。西汉长安城里素有“东西二市”或“九市”之说。《两都赋》《二京赋》和《三辅黄图》持“九市”说。《西都赋》说到“九市”时重点描述其热闹非凡的景象：“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西京赋》则说九市“旗亭五重，俯察百隧。……瑰货方至，鸟集鳞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彼肆人之男女，丽美奢乎许史。若夫翁伯浊质，张里之家，击钟鼎食，连骑相过”，重在勾勒其货物品类之多和市场的众生相。
如不主张“东、西二市”说，而把东、西二市列入九市中，东、西二市也当数九市中最有名的两个集市。有学者认为东市为官僚贵族居住区，商业色彩较弱，西市接近中渭桥，商贾云集，比东市繁荣。也有学者持相反说法，认为西市以手工业作坊为主，根据是在长安城西北隅，曾发现铸币、陶俑、砖瓦等作坊遗址。相应地，商业中心应在人流密集的东市。文献记载，东市也是公开惩罚犯人之所在，如吴章、晁错、成方遂、刘屈氂均被腰斩于东市，这样做有利于警诫更多的人，反过来也说明了东市的中心显要地位。
据考古勘察，东市、西市的四面均设有两门，市内各开辟有东西向或南北向的道路，形成一市八门、纵横交通有序的格局。联络东西两市之间的横门大街上曾发现一处大型的汉代建筑群遗址，其中央主体建筑东西147米，南北56米， (31) 可能是管理市场的官署所在。《三辅黄图》记载：“当市楼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可见，市场不是无序混杂之地，而是有国家设官员专门管理之所。
张骞通西域、河西四郡设立后，西汉对外的交往和商业活动愈加频繁，人们有更多机会接触与品味异域风情。长安城作为都城，有着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优势，客商云集，市场商品极为丰富，“殊方异物，四面而至”（《汉书·西域传》）。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罗列了市场上众多的商品种类，据推测正是长安的情况。平帝时，王莽受到不少人赞誉，王崇上书说王莽每天“籴食逮给”，全部依赖市场，无隔夜之储（《汉书·王莽传》）。可见长安市场中的商品极为丰富。
长安“街衢洞达，闾阎且千”（《后汉书·班彪列传》），街市上各色人等都有。酒市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当中藏龙卧虎，“酒市赵君都、贾子光，皆长安名豪，报仇怨养刺客者也”（《汉书·游侠传·万章》）。
洛阳作为天下的中心，其位置有利于周转货物，洛阳人左右逢源，“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史记·货殖列传》），正因为地理上的优势，洛阳自古就是一个商业大都市。汉朝建立之初，许多城市凋敝萧条，可洛阳市容依然整齐，引起汉高祖刘邦的赞叹，说明其城市经济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一直在持续发展。
洛阳商业兴盛的标志主要有三：
一是从商风气浓厚。《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如此执着于商贾之事，在重农轻商的国度，显得尤为突兀，而且这种观念由来已久，据《史记·苏秦列传》载，洛阳人苏秦出外游说失败回家，他的家人竟以“力工商，逐什二”为正业来讽刺“事口舌”的作为。可见，洛阳人不但对经商没有偏见，甚至以之作为正道。
二是富商大贾众多。“商贾之富，或累万金”的现象，在洛阳普遍存在。据《史记·货殖列传》载，洛阳人师史运送货物的车辆数以百计，“贾郡国，无所不至”，富至千万家财。
三是经商策略成熟。“天下言治生祖白圭”，战国时洛阳人白圭已成为商人的楷模，其“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的经商战术广为流传。白圭也把计谋提升到了“用兵”“治国”的高度，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矣。”白圭在长期商业活动中形成的商业理论，可视为洛阳商业文化发达的重要标志。
（三） 较为完备的城市设施
都城有多种设施，之间形成复杂的配套关系，城市的供水、排水系统是其中一项关系到国力和民生的重要工程，可由此大致了解当时城市的建造水平。
长安城人口众多，如何满足用水是个大问题。无论是宫城还是里居，生活用水都来自井水。汉长安城内的渠、池设施，主要是用于兴造都城的园林。
西汉建都后，一方面利用周、秦时期原有的水路来供水，另一方面开发潏水作为长安城新的主要水源。潏水基本流线是沿长安城西城墙由南向北，在章城门分一支流引入未央宫西南部的沧池，为未央宫和长乐宫供水，称为明渠。从明渠故道遗迹可知其走向为章城门—沧池—椒房殿—天禄阁两边—出未央宫—北宫南郊—长乐宫北—长乐宫东北—清明门， (32) 即明渠由西南向东北流至清明门附近出城。而潏水主流沿西城墙平行向北流，供应西城、北城附近居民区的生活用水。
汉武帝即位后大肆扩建宫殿，原有的水供应无法满足需要，因此需要扩充蓄水源和拓展水系统。在扩充蓄水源方面，主要是开凿昆明池，引秦岭北麓水量较充足的交水入城；在拓展水系统方面，则是在建章宫前殿以北处开掘太液池，后来又在太液池以南开掘唐中池，并将揭水陂的水引入太液池作为水源的补充。至此长安城的整个供水系统基本形成体系。
长安城的排水系统也比较完善。《汉长安城》总结了排水系统的特点，认为：“排泄污水、雨水则于建筑群内地下化，全城排水渠网化，由宫内排到城内，由城内排到城外，由城壕汇流至渭河。” (33) 但作为排水器具的砖砌或陶制排水管道主要分布于宫殿、官署等重要建筑内，其他地区则缺乏相应的设施。
东汉洛阳城的城市用水主要来自18公里以外的涧谷之水，该凿渠引水工程始于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成于建武二十四年（48年），“汉司空渔阳王梁之为河南也，将引谷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不流，故以坐免。后张纯堰洛以通漕，洛中公私穰赡”（《水经注·谷水》）。这条水渠经过“引谷入洛”“堰洛通漕”两次工程落成通水，不但为百姓日常生活提供了方便，“百姓得其利”（《后汉书·张纯传》），还为护城河、宫城以及整个都城的园林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同时漕运也得以通行，能使运粮船只直达仓廪，“大城东有太仓，仓下运船常有千计”（《水经注·洛水》）。东汉对洛阳周围自然河流的开发、利用，是我国古代史上一大创举。
咸阳排水系统也较发达。考古发现地下排水管道多处，均由水池、漏斗、圆状排水管组成，甚至利用了虹吸现象，加快了水的流速，防止沉淀和沉滞。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