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制环境的精致化

由于汉朝统治者出身草莽，通过造反得到的政权缺乏事理根据的支持，因此从刘邦开始，汉朝政权的合法性就是几代统治者的心病。虽然刘邦已懂得“夺天下”与“治天下”有不同的政治理念，并且从礼制方面给政治实施过程披上了儒家那一套讲究排场的外衣，但毕竟还在初创阶段，各方面都较为粗糙。到了汉武帝，随着国力的增强，统治基础的问题再度成为时代的课题，在诸多给当权者的谋策中，董仲舒的答案成为最佳选择。董仲舒从“春秋经”中获得历史经验，对这种时代的变革给予合理化说明。

春秋之道，对于世事要求善于“奉天法古”“讥异常”，所以即使有智心巧手的人，如果不继承先王的法则，就不能平天下，但是又不能完全守先王之制。如何处理这当中的冲突呢？董仲舒指出：“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 (1)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2) 。具体表现在“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不能变，要变的仅是居处、称号、正朔、服色这些能体现新君主的尊显的名号，“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3) 但道也不是不能变的，要看天命。比如，“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三代圣王，因循继统，从容中道，王道条贯，故不言其所损益，因此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三代之后，情况不同，夏桀殷纣，逆天暴物，殷之继夏，周之继殷，是继乱世而治，天命改变了，王道也要变化。“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三代所守道一，故天不变道也不变，圣王继乱世，则“扫除其迹而悉去之”，“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必解而更张之，必变而更化之。董仲舒认为，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要汉武帝“退而更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改制就是改正朔，为政治的合法性作论证，它的理论根据来自“五德”学说。

“五德”是五行表现在天道、人事的另一称呼。它按古史帝系分别配以五种不同的德性，从中来说明世道变迁的规律。在邹衍时期，“五德各以所胜为行”（《史记集解》引如淳语），这一“五行相胜”的顺序按《文选·魏都赋》唐李贤注引《七略》说：“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帝系一般从黄帝（土德）算起，但在后代世俗权谋运作中，如何配德性常有各种篡改，此不详述。五德的真正运作在于“深观阴阳消息”，把五德的转移和阴阳消长相互结合才能观其奥秘。而邹衍常常通过“怪迂之变”来印证，每每“符应若兹”，从孔子以来为圣人所诟病的“禨祥度制”，在邹衍的表演中竟然出现“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正因如此，邹衍本人也一度“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成为风云人物。《史记》说：“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 (4) 秦帝国运用五德终始说的表现在向国人宣布“秦变周”为“水德之时”，依据水德定制，“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史记·封禅书》）。从此，五德学说成为历代帝王说明其权力合法性、国运盛衰的理论依据。它在说明帝运方面又称为三统说，董仲舒的《三代改制质文》将“三统”与“四法”（夏、商、质、文）构成十二代始终，进一步把阴阳五行复杂化。

邹衍所开启的以术数反映真实并积极入世的学派风格在汉代董仲舒的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从《春秋繁露》中我们还可以找出因失传而看不到的邹衍阴阳五行具体铺陈万物的大致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