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开凿昆明池
上林苑中有不少水池，其中以昆明池最为著名。作为人工湖，昆明池大大增加了上林苑的占地面积，在汉武时期与西部长城、各处高楼大厦一样，都属大帝国的大工程。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故吏皆适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绕池水以“列观环之”。《汉书·武帝纪》也记有元狩三年“发谪吏穿昆明池”。为什么叫“昆明池”？原因是当初“汉使求身毒国，而为昆明所闭。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颜师古注）。《西京杂记》也说：“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明夷，教习水战。”可见昆明池是为讨伐西南诸国仿滇池而作。池的大小，《西京杂记》记载“池周回四十里”。《三辅黄图》卷四《池沼》记有：“《三辅旧事》曰：‘昆明池地三百三十二顷，中有戈船各十数，楼船百艘。’”《西都赋》谓：“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可见昆明池的规模极为宏大。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湖中用来操练的“楼船”，《汉书·食货志下》载：汉武帝“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据考古工作者现场考据：“在池内一些砖厂取土形成的断崖上观察到一条条‘U’形沟槽，沟槽内填满淤泥。这些沟槽有一定的宽度和走向，深度也较一般池底深得多，它们应是专门为像‘楼船’这些吃水较深的大船修建的航道。” (27)
昆明池的开掘原本作为训练水军之用，“欲与滇王战”（司马贞《索隐》），没打成，重修后与南越打了一战，但服务战事毕竟是短暂的，作为一个水利工程，它还具有另一方面的作用，即能为漕运和农田提供水源。《史记·河渠书》：“是时郑当时为大农，言曰：‘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漕渠在汉代是每年能运数百万石粮食的大运河，它的水源就是昆明池。《水经注·渭水》：“渭水东合昆明故渠，渠上承昆明池东口，东迳河池陂北，亦曰女观陂。又东合泬水，亦曰漕渠。”经过一些渠道的连接，漕渠与昆明池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水利系统。在漕运得以保障的前提下，农田也得到了灌溉，一举两得。当然它也为日常用水提供水源，作为长安城西南的总蓄水库，满足了城内外各殿区的用水需要。
此外，昆明池另一实用价值还表现在“于上戏养鱼，鱼给诸陵庙祭祀，余付长安市卖之”（《西京杂记》）。
池中环境优雅，有灵波殿，皆以桂为殿柱，风来自香。还有不同于楼船的龙船，武帝“常令宫女泛舟池中，张凤盖，建华旗，作棹歌，杂以鼓吹，帝御豫章临观焉。”（《三辅故事》）
张衡《西京赋》：“乃有昆明灵沼，黑水玄沚，周以金堤，树以柳杞。”有了水和树，就引来了水中生物和飞鸟。《西京赋》又说：“其中则有鼋鼍巨鳖，鳣鲤鱮鲖。鲔鲵鲿鯋，修额短项，大口折鼻，诡类殊种。鸟则鹔
鸹鸨，鴐鹅鸿鹍。上春候来，季秋就温。南翔衡阳，北栖雁门。奋隼归凫，沸卉
訇。众形殊声，不可胜论。”班固《西都赋》也写道：“昆明之池……茂树荫蔚，芳草被堤。兰茝发色，晔晔猗猗。若摛锦布绣，烛燿乎其陂。鸟则玄鹤白鹭，黄鹄鵁鹳。鸧鸹鸨鶂，凫鹥鸿雁。朝发河海，夕宿江汉。沉浮往来，云集雾散。”班固、张衡等文学家在赋中的渲染，说明昆明池已经从实用性上升到了值得人们用心去体验的审美性。由于其意义变得重要，甚至开始把它类比为天宇，称“似云汉”“日月是乎出入”（《西京赋》），“日月丽天，出入乎东西，旦似汤谷，夕似虞渊”（潘岳《西征赋》）。这种描述除了言其广大，更多的是给予了它某种精神的崇高性，在实际生活效应上，成为“上林苑重要的游览区” (28) 。
汉武帝时期的这些大工程、大项目，形成了大时代的大景观，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能有如此的环境创造力，较为少见。
(1)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30页。
(2) 同上书，第932页。
(3) 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9页。
(4)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和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5) 荀悦：《汉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49页。
(6) 同上书，第376页。
(7) 《诸子集成·盐铁论》，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2页。
(8) 班固：《汉书》，第1309页。
(9) 班固：《汉书》，第1313页。
(10) 较著名的有：元朔二年（前127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史记·平准书》）；元狩三年（前120年），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万口（《汉书·武帝纪》）；元狩五年（前118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汉书·晁错传》）。
(11) “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或断作“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
(12) 参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
(13) 景爱：《额济纳河下游环境变迁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1期。
(14) 司马迁：《史记》，第1995页。
(15) 班固：《汉书》，第2247页。
(16) 司马迁：《史记》，第2461页。
(17) 参见王敏瑚《我国历史上农耕区的向北扩展》，《中国地理论丛》第1期，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8)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2页。
(19) 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
(20) 《二十四史全译·史记》，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页。
(21) 胡守为校释：《神仙传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01页。
(22) 常任侠编：《汉代绘画选集》，北京：朝花美术出版社1956年版，第4页。
(23) 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5页。
(24) 转引自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65—466页。
(25) 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页。
(26) 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415页。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唐昆明池遗址的钻探与试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10期。
(28)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