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品人物风情

魏晋人钟情山水，欣赏自然物象的同时也带动了对人本身的品鉴。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欣赏自然，必然包括对人作为自然这一部分的欣赏。两种做法其实是同一行为的两面，它们在人的精神观念层次中同样有对等性，是玄学家们对“物象—心情”认知的结果。

《世说新语》用自然景物来描述人物的文字处处可见，如：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容止》）

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容止》）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容止》）

上述品评人物风姿的词语“璞玉浑金”“瑶林琼树”“松下风”“玉人”“凝脂”“点漆”“春月柳”“游云”“惊龙”等无不给人一种超越世俗的感受。有些是自然界并不存在的景观，纯粹出于夸张和想象。这种对于奇异而又明净高洁之美的欣赏源于玄学贵清尚远、重虚崇无的追求，也是一种努力疏离现实的理想，间接地表达了对现实的否定与不满，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现实的补偿与超越。

这些士人虽然有“栖逸”之好，但并不是“隐士”，他们借行为的怪诞来显示与众不同的特质，重点是要成为“名士”。何谓名士？王孝标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任诞》）从中可看出，名士的标志不在于才华，而在于是否“有闲暇”“痛喝酒”“读《离骚》”三个方面。为了出名，当时出现了很多“行为艺术”。“竹林七贤”中，刘伶纵酒裸形、阮籍葬母豪饮、诸阮与猪共饮、嵇康临刑东市等放浪形骸的动作，部分原因可认为是源于对天性的放任，部分原因则含有刻意的成分，以此来博得名声。

作为士人，“任诞”只是情性的一部分，也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品格。士人首先是读书人，善说雅言，有一种从书本中学来的典雅气质，也因为此等能与一般俗人区别开来的品性，为魏晋上流社会所认同，所以在其品人论事时，往往以典雅为评判标准，例如：《品藻》第5则武赞陈玄伯的父亲“通雅博畅”，《赏誉》第36则谢鲲评价嵇延祖“弘雅劭长”，《赏誉》第47则王导夸周侯“雅流弘器”，等等。描绘人物时，也以雅言、雅行、雅态、雅质为准则来展现人物。如写清雅：“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赏誉》第12则）写高雅：“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赏誉》第4则）写博雅：“裴仆射，时人谓为‘言谈之林薮’。”（《赏誉》第18则）《雅量》第28则描绘谢安临危不惊的儒雅。

总之，魏晋士人，通过畅玄谈禅、纵情山水园林、饮酒服药品茗、精研琴棋书画、讲学著述等行为，营造了一种独特的人文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