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汉都城
班固在《两都赋》中极为准确地表达了环境美学的思想，班固认为长安城极尽奢华，“极众人之所眩曜”（《两都赋序》），偏重于建筑美；而洛阳城则重礼法，“折以今之法度”（《两都赋序》），注重礼制美。张衡《西京赋》也作了类似表达：“高祖都西而泰，光武处东而约。”“泰”，奢侈，指长安；“约”，节俭，指洛阳。
西汉初实施“休养生息”，其无节制的都城和宫殿建设是与整个国策相悖的。而东汉洛阳城在刘秀的倡导下，遵祖先旧制，建设呈现出节俭的趋势。例如，后来的汉章帝要为原陵、显节陵起陵邑时，东平宪王刘苍上书，认为“园邑之兴，始自强秦”，以光武帝“俭约之行”来劝谏，最终章帝听取了刘苍的建议，尊重当初刘秀定下的规矩。
（一） 长安城
汉初经过一番争论，统治者决定定都长安。起先有一批人主张在洛阳定都，因为洛阳交通发达，又距离统治者（“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史记·留侯世家》）的故乡近，在心理上容易安心。后来刘邦力排众议，接受了娄敬和张良的意见，从长治久安的角度决定在长安设都。 (1) 依《西京赋》，刘邦考虑建都的因素有：
一是工程方便。秦都咸阳就建在渭水的北面，在其基础上建都可以省去很多重新布局的麻烦，符合经济的考虑。
二是自然条件。扩大了的长安城同样具有秦都的地理优势，它三面环山一面平原，左有函谷关所在的崤山，右有险隘陇山，前有产蓝田美玉的终南太一山，吸入沣水，吐出镐川，后有辽阔的沃野，凭渭水倚泾川。这种山形水势在军事上易守难攻，确实是建都的好抉择。从更大范围的关中考虑，同样利于建都，《汉书·项籍传》：“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肥饶，可都以伯。”
三是天意因素。虽然秦都有失败者的霉气在，好像刘邦不太在意，而是注意到了他入关中的“天启”：“五纬相汁，以旅于东井。”历史上也流传着天神赐福秦穆公的故事，因此这块与天上鸠首星对应的土地，最终出现统一六国的奇迹。这些神秘的体验和传说，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刘邦的选择。
在具体的规划中，除了一般度量四周长短、广狭方圆以及开掘护城河，建设者不再遵循过去八方的格局，也嫌弃周代百堵之墙和九筵之堂过于狭隘简陋，于是在形状和规模上进行了革新和增扩，形成了长安城的特色：
首先，以修筑宫殿来带动整个都城建设。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对秦朝幸存下来的兴乐宫重加修饰并改名为长乐宫，并暂时以长乐宫为皇宫。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在萧何的主持下修建了未央宫，建成后，未央宫取代长乐宫成为皇宫。有了皇宫，京城围绕皇宫的模式而拓展开去。
汉惠帝元年（前194年）开始修建长安城墙。《汉书·惠帝纪》：“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郑氏说：“城一面，故速罢。”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而成，高12米，宽12—16米；墙外有壕沟，宽8米，深3米。同年“六月，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汉宫阙疏》说：“（孝惠帝）四年筑（长安城）东面，五年筑北面。”《汉书·惠帝纪》：“五年……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九月，长安城成。”有了一定范围的城墙，长安城已初具帝都规模。其中重要宫殿也都筑有宫墙，形成了一个个宫城。长乐、未央二宫不但墙筑得宽厚，而且四隅还建有角楼，以增强防御能力。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开始兴建桂宫、北宫、明光宫和建章宫，并开凿昆明池以及在昆明池中建上林苑。前后历时90年，汉王朝把长安这一都城建设推向汉代塑造环境文明的顶峰，长安城成为汉帝国强盛的标志。
由宫殿建设带动的其他城市区域主要有工商业区、市民区。工商业区就是指集市，它集中在西北隅的横门大街两侧，从文献记载中，可得出有二大市和九市之说。公元前201年，汉高帝于长安立大市。公元前190年，汉惠帝又于大市之西建西市，同时更名大市为东市。所谓二大市，就是东市和西市，是汉长安城中两个规模最大的集市。除此而外，如《三辅黄图》引《庙记》所说，长安城中还存在九市的说法。除了上述东市、西市，见于记载的有柳市、直市、孝里市、交门市、交道亭市等，可能还有南市和北市，加起来正好符合九市之数。根据考古发掘，东市和西市分别位于长安城西北部横门大街两侧，也就是未央宫的正北方，今人在这一带遗迹中发现许多钱范、陶俑，可以说明当年曾有手工作坊和集市。从东西两大市与皇宫的关系讲，符合《考工记》所说的“面朝后市”的说法。
居民区在城东北隅宣平门附近。据梁章钜《文选旁证》卷一二引《三辅黄图》：“长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有宣明、建阳、昌阴、尚冠、修成、黄棘、北焕、南平等里。”汉平帝时，人口达24.6万。实际考古勘查确认的居民区，面积容不下那么多人，估计有些居民住在城外。
长安城外林木环绕，众多离宫别馆，星罗棋布，风景优美。《西都赋》中曾描写了长安的周围：“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
其次，“斗”形结构。长安城城墙的修建晚于长乐和未央两宫的修建，为迁就二宫的位置和城北渭河的流向，把城墙建成了不规则的正方形，缺西北角。西墙南部和南墙西部向外折曲，所以南墙的走向就只能西段偏南，东段偏北，巧合南斗星形状；北墙呈西南、东北走向，弯曲达六七处之多，又暗合北斗星，据此，《三辅黄图》中明确说，长安“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这种设计的结果，既利用了地理的优势，又符合古人“法天”的思想，可谓巧夺天工。全城共有12个城门，其中4座与未央、长乐二宫相对，其他八座与城内的8条东西向或南北向大街相连，由此将城内分成11个区。每个城门有3个门道，一般城门宽32米，较重要的城门宽可达52米。东面城门自北而南为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面城门自东而西为覆盎门、安门、西安门，北面城门自西而东为横门、厨城门、洛城门，西面城门自北而南则为雍门、直城门、章城门。
再其次，走向礼教的都城。礼仪一般指朝会、丧葬以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活动反映出来的仪规，而对都城来说，则表现在社稷、宗庙等礼仪性建筑上。汉初高祖时开始营造社稷，《史记·高祖本纪》曰：“（二年）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汉社稷。”但这类建筑较少，影响不了都城的整体特性。文帝以后，长安城基本没有再进行改造和扩张。到了西汉晚期，长安南郊才出现了较具规模的礼制宫殿建筑，如成帝建始元年建立圜丘，同时在北郊立后土祠；平帝元始元年立官稷，平帝元始四年起明堂、灵台、辟雍和太学；王莽新地皇元年立九庙，在四郊设五帝畤，这些都大大改变了长安城的格局和功能，也说明有了对较高礼制秩序的追求。据考古统计，在南郊此类礼仪性建筑共有三组15座，祖庙和社稷的布置风格是“左祖右社”，符合《考工记》的思想。研究者认为，长安城这种变化可称为从“汉家都城”转变为“礼制都城”。
汉都长安周长25700米，面积约36平方公里，规模宏大，气象不凡，成为西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的中心，在开通丝绸之路后，又成为国际大都会。后来西晋的愍帝、前赵的刘曜、前秦的符健、后秦的姚苌、西魏的孝武帝和北周的孝闵帝都曾以长安为首都，几度使长安城重现繁华。但到了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徙都大兴城，长安城不再作为都城，渐被废弃。
（二） 洛阳城
张衡《东京赋》以周成王经营洛阳来提出其作为都城的地理条件优势。周成王在巡视九州看遍天下后，用土圭测日影，确定出洛阳是天下的中心。再具体审察其四面形状，“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东门于旋。盟津达其后，太谷通其前”，这种山形水势，极为大气，确实可以成为一国之重镇。之后，召公、周公来度量相地，也认为洛阳建都合礼制，最吉祥。最后，苌弘、魏舒终于把它扩建成了一座宽阔至极的王城，其模样“经途九轨，城隅九雉。度堂以筵，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所视”。
从春秋以后到西汉，洛阳一直被忽视。虽然曾作为西周的成周城、东周的王城、战国吕不韦的封城以及秦、西汉时的洛阳城，一直显示出它的重要性，但都没成为都城。只有到了光武帝刘秀时，“区宇乂宁，思和求中。睿哲玄览，都兹洛宫”，从天子应居中心地位统领天下且具有光明前途的角度确定了洛阳作为首都的意义。刘秀虽为刘邦九世孙，但他不算皇家嫡系，为确保其政权的稳固，其建国以及建都的说辞都力图从汉代历史找到合法性，《东观汉记·光武皇帝纪》载：刘秀“案图谶，推五运，汉为火德。周苍汉赤，木生火，赤代苍，故上都洛阳”。汉时盛行天人感应、五德终始说，刘秀建都洛阳，按图谶说将汉定为火德，承接木德的周统，洛阳也与传说中的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之事联系了起来。
相比之下，班固《东都赋》解释建都洛阳较为抽象。他把光武帝新开人伦秩序追溯到伏羲氏，划州土、建集市、制舟车、造器械有轩辕氏为榜样，顺应天意、惩罚叛逆也有商汤周武作为示范。至于最重要的迁都改邑，从盘庚找根据，是《东都赋》较好的说辞。可见，定都洛阳完完全全是一个政治行为，是权力运作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的结果。
洛阳较之长安建都已有更多经验，对整个城市的结构、功能的设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追慕周制。班固《东都赋》从永平年间“修洛邑”概括出了洛阳建都的整体特点在于“增周旧”。“增周旧”的意思不是讲在周代的遗址上增设，而是说整体上按照周代都城制度来营建。周代营建都城的指导思想记录在《周礼·考工记》中的“匠人”篇，其“营国”理论的核心含义是：“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依照文中意思，一个周代特色的都城必须具有三个要点：四面各长九里的方形城；左为祖右为社；面朝后设市。
在具体的建造中，就形状大小而言，《后汉书志》卷一九《郡国志》刘昭注引《帝王世记》：“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又引《晋元康地道记》：“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为地三百顷一十二亩有三十六步。”《元河南县志》卷二也说：“俗传东西六里，南北九里，亦曰九六城。”《元和郡县图志》又引华延隽《洛阳记》：“洛阳城东西七里，南北九里。”《洛阳县志》亦云：“大城东西七里，南北十余里。”从这些文献可看出，南北的长度大致做到了九里的要求，可东西的长度只有六里多，就此，洛阳城又被称为“九六城”。再从今人考古的结果看，除了古城遗址南城墙已被大水冲毁不可勘测，西城墙长约4200米，北城墙长约3700米，东城墙长约3895米，与古代文献记载相当。由此可断定，东汉洛阳城的形状大体上合周制，因东西较短，呈长方形。这种与周制的差异，又符合另一条来自《管子》的有关都城建制更灵活的规矩：“城郭不必中规矩。”
蔡邕说：“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郊祀法驾所由从出，门之最尊者也。” (2) 南宫有很多城门，以平城门为尊，可说明洛阳朝向是坐北朝南。陆机《洛阳记》载：“洛阳旧有三市：一曰金市，在（北）宫西大城内；二曰马市，在城东；三曰羊市，在城南。”可见，早期洛阳城的工商业区主要有南市、马市和金市三个。马市在东郊，南市在南郊，都在城外，只有较为重要的金市在城内，其位置在北宫西大城之内、南宫之后，南宫在光武帝时是主要帝宫。这样，从朝向和市场的位置看，洛阳的布局也符合周代“前朝后市”的规制。
此外，《后汉书》卷九九《祭祀下》记载：“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洛阳，在宗庙之右。”由此可见，东汉的宗庙与社稷，也是按照“左庙右社”的周制来规划的。
二、 南北两宫。西汉长安采用多宫殿制，而到了东汉洛阳则变为南北两宫制。南宫位于洛阳城内中部偏东南，四面有门阙，北宫位于洛阳城内北部近中，南边通过中东门大街和复道与南宫相连。《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李贤注引蔡质《汉典职仪》曰：“南宫至北宫，中央作大屋，复道，三道行，天子从中道，从宫夹左右，十步一卫。两宫相去七里。” (3) 南北两宫占据了城市的中心地带和大部分地区，这种设置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原因可能跟两宫早已存在且规模太大不好再拆分有关。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张守节《正义》引《舆地志》说洛阳“秦时已有南、北宫”。到西汉，汉五年（前202年）高祖“置酒雒阳南宫” (4) ，与群臣探讨楚汉战争胜负之因。迁住长安前的两年中，刘邦一直居于此宫。《汉书·高帝纪》记载：汉六年（前201年），刘邦居南宫，从复道上可看到诸将领在窃窃私语。有复道这类建筑，足见南宫相当庞大。王莽新朝地皇三年（22年）曾经命令“司徒王寻将十余万屯雒阳填南宫” (5) 。由上诸例，可见西汉一朝，南宫一直在使用。有学者从古籍记录的活动次数推断，东汉初期南宫是政治活动的主要地点，如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冬十月癸丑，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 (6) ；“建武四年冬，嚣使援奉书洛阳。援至，引见于宣德殿” (7) ；建武十四年（38年）春正月，建南宫前殿；光武帝最后死于南宫前殿；等等。明帝永平三年（60年）建起北宫及诸官司府后，东汉政治中心逐渐转到北宫。北宫地势较高，远离水患，也是其能取代南宫的原因之一。除北宫外，东汉基本没有兴建新的宫室。在北宫中，比较有名的宫殿是永安宫。
永安宫位于洛阳城东北隅，据《后汉书·百官志》：“永安，北宫东北别小宫名，有园观。”设永安丞一名来管理。汉朝末年，在永安宫发生了两个重要的事件：一是汉灵帝被张让蒙蔽不敢登永安宫台榭； (8) 二是董卓囚禁何太后于此宫。
南北宫城之内既有朝会之所，又有寝宫。南宫以却非殿为正殿，北宫以德阳殿为正殿，皇帝与嫔妃所居之地皆在正殿以后，这和《考工记》所记之“前朝后寝”制度大体相当。
洛阳南北宫制为以后的单一宫城制奠定了基础。
三、 突出礼制。西汉长安城的筹建主要出于军事考虑，忽略了文化教化功能，整个不规则的城区缺少形式的美感。洛阳的建设则淡化了军事功能， (9) 形状也较为整齐，显示出统治者的自信。这种转变在汉代就被有识之士道破，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都明确指出洛阳是一座礼制都城，两篇赋文都把写作重点放在洛阳的风化作用上，不再刻画和炫耀以宫殿为主的建筑的美，为此，班固赋的末尾还特意为礼制的三个重要场所——三雍（明堂、辟雍、灵台）赋诗加以歌颂。
三雍在西汉后期及新莽时期的京城附近已初步确立，但并未形成独立的礼制建筑区。东汉时，明堂、辟雍、灵台以及太学、雩场等建筑都建在洛阳城南，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祭祀礼制区。《东京赋》说明堂“复庙重屋，八达九房。规天矩地，授时顺乡”。国家按不同月令在明堂举行祭祀、颁布政令。明堂左有辟雍，右有灵台，“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灵台。因进距衰，表贤简能。冯相观祲，祈禠禳灾”。辟雍为帝王行教化之所，经常在辟雍举行乡射、饮酒礼，按照《礼记·王制》的说法，辟雍也为教育之所。班固《辟雍诗》：“乃流辟雍，辟雍汤汤。圣皇莅止，造舟为梁。皤皤国老，乃父乃兄。抑抑威仪，孝友光明。于赫太上，示我汉行。洪化惟神，永观厥成。”班固在此讲到的大射礼、养老礼，明显指出了其教化功能。班固《灵台诗》：“乃经灵台，灵台既崇。帝勤时登，爰考休征。三光宣精，五行布序。习习祥风，祁祁甘雨。百谷蓁蓁，庶草蕃庑。屡惟丰年，于皇乐胥。”在灵台辨云物、观休征，充分利用这些礼制建筑进行礼仪活动。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光武帝在南区兴建太学，太学中居住大量太学生，加上设有南市，使这一地区充满了生活气息。
东汉末年董卓挟汉献帝西迁，“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后汉书·董卓传》），洛阳遭受空前浩劫，到曹魏政权建立时，才重现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