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自然真境——归园田
陶渊明所生活的东晋末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据史载，陶渊明是大司马陶侃的曾孙，祖父陶茂也做过武昌太守，父亲似乎很一般，到陶渊明时家道已完全没落 (3) ，迫于生计，陶渊明一改自己“超脱不羁”的个性，“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饮酒·十九》）。凭着渊博学问和祖上传下来尚存的社会关系，出任州祭酒，可是不堪烦琐政务，不久即解职回家。之后又尝试当过几种小官，但都不能长久，官做不成，主要原因是陶渊明“耻复屈身后代” (4) ，意思是官阶达不到先人的高位，干脆辞去不做。令陶渊明彻底与官场决裂的事件是当彭泽令时，县吏有一天通知他要衣冠整齐去见寻阳郡派来的督邮，这一下触碰了他简傲自矜的个性，他感到低声下气侍候此类乡下人实在不能忍受，立即拂袖而走，《饮酒·十九》说“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从此再也不踏入官场，这一事件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 (5) 而青史留名。从功利或官场的角度看，这种主动弃官的行为完全不值得，在“官本位”盛行的国度，很多人为得一官职都不惜用去一生时光或丧尽人格去乞求，陶渊明竟因一些礼仪小事就放弃别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不是白痴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但如从陶渊明的个性去理解，他的弃绝官场是迟早的事，除非他的官位较高，满足了他与祖先并齐的要求，或许他就能安稳为官，这样，事情也就改变了模样，中国历史上也就可能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实际的情况是陶渊明对名利场的告别，失去了一些物质好处，却在精神领域获得了美誉。对官场的鄙视，一直存在于一部分传统理想知识分子的观念中，官场成为低俗肮脏的代名词，陶渊明诗中追慕的先贤，《扇上画赞》中就列出了九位，他们是荷蓧丈人、长沮、桀溺、於陵仲子、张长公、丙曼容、郑次都、薛孟尝、周阳珪。至于伯夷与叔齐、俞伯牙与庄周 (6) ，更是这方面的代表。
失去了入世的意愿和可能，陶渊明迅速遁入另一个与世俗界迥异的天地，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寻找真义，从中得到补偿。自然在传统中形成了独特的象征意义，恰恰就是那个污浊官场的对立面。陶渊明在短时间内经历了两个价值完全不同的生活世界，通过鲜明的对比，否定其中一个进而肯定另一个，使得他所认同的自然生活的价值倍增。对这两个世界一褒一贬的判词就集中表现在他著名的《归去来兮辞》（并序）和《归园田居》五首诗之中。
《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可以看成是陶渊明进入“园田”的宣言。“归”很形象地突出了陶渊明那种挣脱某种羁绊状态进入渴望已久的新生活的心情。《归去来兮辞》直接写自离开旧生活的当下， (7) 陶渊明似乎很想遗忘过去的生活，他在赋中仅提及以往的状态为“心为形役”和“迷途”，至于过程如何被他有意抹去。《归园田居》也仅将之比为“尘网”“樊笼”。 (8) 总之，陶渊明认为很难适应这种生活。至于陶渊明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性格，这与从小专心读书，不关世事有关，他曾自叙“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从小就形成“少无适俗愿，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一》）的品性，当然受不了官场那套应酬。此类读书人常被当成书呆子，他们一味相信书中学来的观念，缺乏践行的能力，对多数人形成的社会生活惯例有一定的偏见，又没有改进他们理解此类庸俗世界的能力，因此只能遁入人事较简单的乡村来安顿自己的身心。
一进入他梦寐以求的生活，如释重负，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用极大的篇幅来叙写他的这一值得庆贺的人生抉择。他用了三个移动场景来完成这个重大生活变化的交接过程，一是舟楫送归，二是仆僮相迎，三是引壶自酌。与轻快心情相伴的景致是“微风晨光”“远立衡宇”和“荒径松菊”，似乎场面有点寒碜，可恰恰与隐者“孤寂”“避杂”的心境相吻合。但由于这一线性递进的“归境”重在前行，不能做更多的铺叙，与歇停以后的氛围相比显得较单薄。回到家，有了更多闲暇来选择周遭的物象，每天可以不断重复着某一自娱动作，如“倚南窗”“审容膝”“园日涉”“策扶老”“时矫首”，都是隐逸者日常的举动，一般人可能会感到无聊，可陶渊明却从中得到“易安”“成趣”等心理愉悦。以致在这种心境的观照下，“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9) 。日子的步伐放慢了，时间似乎不动了。
能遏住时间的心理能力在于两种生活节奏对比的结果。陶渊明和其他隐者一样，都认为他们所避开的那个“世道”携带的是一种快节奏的时间，而他们却处于时间运行相对较慢的一方。此中有一个矛盾心理，是“息游”还是“交游”？“息游”即宣告了将被世道遗忘，继续“交游”还可能挽回世间那种时间感。但这种疑虑很快被生活积淀的惯性打消：“奚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归去来兮辞》）陶渊明不再有复出的企求，认准了只按自己内心的意愿去生活：“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归去来兮辞》）杜绝了与官场中人的交流并不是不与任何人接触，在他的家乡他可以“说亲戚之情话”，有“农人告余以上春”，内心“乐琴书以消愁”（《归去来兮辞》）。心理稍作安顿以后，就开始营造他的田园居。
第一，禽草物语。
陶渊明与周遭物的照面，不是把乡村的物和事不分巨细原样照搬进诗中，而是“拟容取心”（刘勰《文心雕龙·比兴》），即自然物必须经过诗人心灵的过滤，物被唤起了某种韵味才能入诗。基于此，入陶诗的物象都有一定的亲缘性，如飞鸟、游鱼、青松、秋菊、幽兰、孤云、新熟之酒，夕阳下的山岚，车马罕至的穷巷草庐，欣欣向荣的风中新苗等，它们都显得高洁、清新，与一个从浊世逃出来的人的心境相契合。其中，“鸟”“鱼” (10) 在历史传承中已成了自由自在的代名词，最先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并赋予不受羁绊这一含义的是《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后代的文化人以不同形式继续强调这种做法，使得“鸟”“鱼”具有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同样，来自草木类的“松”“菊” (11) 却是品格高尚的表征，陶渊明专爱“四君子”（松、竹、梅、菊）中的这两类，可能跟当地较常见此类自然物有关。在（《饮酒·四》）中写到“失群鸟”，“因值孤生松……托身已得所”，“松”俨然成了安居之所。至于南山、平泽、斜川、山涧、新畴、冷风、风雪、微雨以及茅茨、果菜、桃李、梅柳、园葵等物象，较有生趣和丰采，道德象征意味较弱，这是陶渊明与汉人在写物上区别开来的重要特征。在诗意的运用上，都可以称为“通象”。“通象”的意思是诗中涉及的这些物都不是结合在某一具体事件中所呈现的物，而是有一定的时空跨度支撑，它们可以不断出现，在使用中已被固化。这也在另一侧面说明整个田园风光是陶渊明改造的结果，它总体上服务于“平和闲适”心境的调度，其人为性由于整体大面积相同意象的冲淡，获得了另一个自然的效果。诗中的田园，是“人化的自然”。至于草屋、榆柳、狗吠、鸡鸣、鸣蝉、炊烟等用语则较近于田园的本色，虽被六朝诗坛上崇尚雕饰的人讥讽为“田家语”，可在诗中一点也不土气，恰恰成了支撑田园诗的核心意象之一。
陶渊明对物象的处理不是简单地布设，而是给予四时节律，并在季节变化中见出自然的生命意趣，写春天：“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一》）“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拟古·七》）写夏天：“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读〈山海经〉·一》）写秋天：“清凉素秋节……露凝无游氛，天高风景澈。”（《和郭主簿·二》）“门庭多落叶，慨然已知秋。”（《酬刘柴桑》）“秋日凄且厉，百卉具巳腓。”（《于王抚军座送客》）写冬天：“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癸卯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风雪送余运，无妨时已和。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腊日》）对四时的总叙：“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晖，冬岭秀孤松。”（《四时》） (12)
第二，稼穑风景。
最能体现田园居的是在自然物象中融入劳动内容，劳动过程就是一派风光。《归园田居·三》中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杂诗其八》说到“所业在田桑”，《归园田居·六》说“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等等，就反映了诗人参加农耕开荒，辛苦种豆种桑纺绩的场面，但诗人并没有把劳动写得让人痛苦厌恶，而是在归途时让月亮相陪，一定程度上美化了劳动的过程。但毕竟劳动有令人难以承受的一面，陶渊明与其他村民一样体验到的艰辛是必须计较着每天的生计，长年不间断地重复着与土地打交道这一动作，否则存活就没有保障，他说：“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田家岂不苦？……四体诚乃疲。”（《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衣食方面：“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政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杂诗·八》）如此疲惫不堪，也没办法摆脱这种命运，“弗获辞此难”，还好不会遇到其他的灾难，“庶无异患干”，还能保持基本的生存条件。之所以有如此的忍耐力，因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对农夫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无可置疑。而对陶渊明本人，务农还有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舜既躬耕，禹亦稼穑”（《劝农·二》）。《劝农》组诗既是劝农人也是劝自己，他从古圣人处找到耕种的合法性，批判了一些读书人鄙视劳动的偏见，而且亲自耕作：“代耕本非望……躬亲未曾替。”（《杂诗·八》）“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二》）回答了一些人对他是否真正参加劳动的质疑，也有田父来拷问他归耕的志向，陶渊明以“吾驾不可回”（《饮酒·九》）来答之，为他的田园生活找到了圆满的依据。
第三，桃花落处。
陶渊明追慕孔子，认同凤鸟不至的时代。“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饮酒·二十》）可到了他生活的乱世，这种存留已不可得，他只能借助田园设计来延续那种纯真。
田园生活完全允许有幻想成分，这种设想，即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可进一步为他的园田居的合法性辩护。这方面的文本就是《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桃花源记》较《桃花源诗》出名的标志之一在于它有一个切题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林”作为以下要进入的美好天地的象征，至于涉及的田园风光则大同小异，两者都写到了田野上的美丽风光和人们辛勤劳动的景象。这种令人向往的生活环境就在于它的“自足性” (13) ，村中的人们与世道无消息往来，“与外人间隔”（《桃花源记》），祭祀、衣裳都遵行古制，老人无忧无虑，小孩快乐玩耍，“秋日丰收不纳税”（《桃花源诗》），避开了现世中人们遭遇的各种生存烦恼，真正实现了“乐居”和“安居”，是古代小康社会的一个缩影。 (14) 当中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理想国就寄予在这派田园风光，可见，田园环境在古人心目中的位置。
第四，优游山水。
陶渊明写了很多游山玩水的诗，如：“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与殷晋安别》）“匪惟谐也，屡有良游；载言载眺，以写我忧。”（《酬丁柴桑》）“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归园田居·四》）田园呆久了，出外再看看其他地方的风光：“厌闻世上语，结友到临淄。”（《拟古·六》）犹如本地景致搬到别处，可称为“移动境”。魏晋人喜欢在游历山水中把书中所学进一步辩难析理，如《续晋春秋》就记载，当时的名人谢安“优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娱”。对这种时尚，陶渊明应该也有这种爱好。此外，本地人解决不了的难题，可以到更有文化底蕴的名地去请教：“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拟古·六》）。对于陶渊明心中来说，山泽之游隐隐约约还有寻找到一个真实“桃花源”的可能，他在《归园田居·四》中“携子侄”，“步荒虚”，就试图寻找这样一个去处，可只是看到“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落了个虚无的感慨！但更多时候这种游玩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使得多处相似风光在人的心理上产生的效应相得益彰，欣赏者所看到的依然是闲适的风景，如“游斜川”，陶渊明还是以隐逸者的眼光选择了“气和”“天澄”“远流”“弱湍”“闲谷”“鸣鸥”等变化慢的“弱景”来与内心的“静穆”相呼应，由此可以看出，出外看到的“游景”是本土田园的延伸。
也只有生活在田园才能为优游提供保障，如果还身在衙门，出外公干看到的就是“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可怕的风雨，把“优游”变成“忧游”，只能“叹行役”了。